胡喬木如何進入和淡出毛澤東視野

胡喬木的發言條理清晰、邏輯嚴密，觀點鮮明、論証有力，加之“毛澤東像斯大林晚年”的說法本身依據不足，因而該說法根本就經不住胡喬木的批駁。

果然，胡喬木的發言，毛澤東十分滿意。第二天上午，毛澤東在發言中特別地講到了“秀才”問題，他說“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些人想把秀才們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

毛澤東這兩句話是說李銳投靠了彭德懷，而其他幾個筆杆子站在自己這邊。他這番話，無疑是對胡喬木等“秀才”們的肯定，這標志著胡喬木成功地化解了擺在面前的一次政治危機。盡管如此，毛澤東對胡喬木的信任打了折扣，廬山會議中對胡喬木等人的審查直到10 月17 日才告結束，就是例証。

毛澤東再次批評：“不過是個秘書！”

1958 年11 月28 日到12 月10 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召開，全會討論通過了《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這個決議是由胡喬木起草的，它是根據毛澤東“壓縮空氣”的精神制定的，是一個壓縮高指標的決議。但壓得很不徹底，除對基建投資、鋼產量作了壓縮，其他指標大體保持了北戴河會議提出的“躍進”高指標。其時，自南寧會議以來多次受到毛澤東批評並做過“反冒進”檢查的陳雲，在八屆六中全會結束時私下對胡喬木說：這些“躍進指標”難以完成，還是不要把具體數字寫進會議公報為好。

胡喬木認為：“全會都已經開過，全都定好了，大家一致同意，講了很多話，人都散了，不在報上公布同當時的勢頭很難適應。”且這份公報是經他和毛澤東多次一起斟酌、考慮才公布的，當時的毛澤東也很滿意。因此，胡喬木就沒敢把陳雲的建議告訴毛澤東。

但是，事情的發展又一次出乎胡喬木的意料。

由於1958 年征糧過了頭，農村開始出現了“豐年鬧春荒”的現象，而全民大煉鋼鐵又嚴重影響了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全局的正常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態度迅速轉向。在1959 年2 月27 日至3 月5 日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去年9 月起，10 月、11 月、12 月，我們的手伸得太長了，我們有個很大的冒進主義。”“我現在支持保守主義，我站在‘右派’這一方面，我反對平均主義同‘左傾’冒險主義。”他甚至還說：“我現在代表5 億農民和1000 多萬基層干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毛澤東希望通過這些分量極重、不留余地的話收到迅速扭轉形勢的效果。也就是說，毛澤東已經走到糾“左”的前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