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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被中共中央派赴上海的馮雪峰，5月28日給張聞天、周恩來寫來他抵滬后的第一份工作報告，其中寫道：“前次要進來之外國醫生堅決要來，現在已送來，他的名字叫SG Hatem（即馬海德），另有一個叫Edgar Snow（即埃德加 斯諾）的美國記者亦來，此人系來參觀，三月后即要出來，此二人均十分熱中共和紅軍。他腦子裡裝了一大堆問題，見劉鼎是個頗有經歷、談吐不凡的共產黨人，急於通過交談釋疑解惑，便不由分說帶劉鼎去了洛陽。洛陽是東北軍“剿共”前線指揮部，張學良名為到前線督戰“剿共”，實為到前沿去暗中聯共，行動當然是極為秘密的，帶上劉鼎就走，劉鼎不便也來不及和兩位外國人打招呼，就離開了西安。兩位外國人被丟在西京招待所，空等了幾天，不見劉鼎人影，便悻悻然原路返回了。
劉鼎參加了4月9日在陝北膚施（延安）橋兒溝大教堂的周張會談后，隨周恩來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他除了向中央匯報在張學良那裡了解到的情況，還把曾有一位外國記者和一位外國醫生要來蘇區的事做了報告。
斯諾未能進入陝北蘇區，很不甘心。回到上海，再次拜訪宋慶齡，留下一份要找紅軍採訪的問題清單，上面列了11個問題，如：紅色中國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總方針，對不平等條約及外債、外資、外國牧師財產的政策，對日本、英美、蘇聯的估計和政策，以及中國是否可能同外國結成反法西斯聯盟，等等。5月中旬，這個問題清單傳到蘇區，中共中央很重視。5月15日，政治局常委開會，專門討論了“對外邦如何態度——外國新聞記者之答復”，張聞天、毛澤東、博古、楊尚昆、王稼祥等參加情並十分可靠，尤其是醫生他買了三四百元的藥帶來……收到此信后，即刻請派人到延安接兩個外國人——Hatem與Snow，他們六月三日從滬動身，估計六月十三四日一定可到延安”，“此外有金華火腿八支魯迅送給毛主席、洛甫、恩來諸人的”，並說，“托涂君（即涂振農）”，“上海方面的情形可請涂君再報告一些。”
6月上旬，斯諾和馬海德第二次到西安。這時劉鼎已是中共中央派在張學良身邊的代表，負責處理中共中央交辦的事。他見到兩位外國人，也算“一回生二回熟”了，仍然安排他們住到西京招待所。劉鼎將他們去蘇區的計劃報告給張學良，提出能否用飛機將其送到膚施。張學良考慮了一下，說：用飛機把兩個外國人送到前線不回來，太惹人耳目﹔尤其是飛機駕駛員是美國人，恐怕不好保密，還是用卡車吧。於是，劉鼎又通過王以哲，請他安排六十七軍往來膚施的卡車。但是，等了幾天，遲遲沒有安排發車的通知，追問幾次，答復是連日陰雨，路況不好，一等就是二十多天。劉鼎原沒想到能延宕這麼長時間，他6月12日曾電告周恩來：“周建吾（即董健吾）帶涂振農、醫生、記者等三人抵此，並帶來李（滬聯絡局）信，建吾今日歸，振農可於兩日后由象三（即劉向三）帶入……醫生與記者下次來。”
這期間，由於東北軍六十七軍一部按照西北“剿總”命令向陝北蘇區腹地推進，中共中央決定放棄瓦窯堡西移保安。同時因連日陰雨交通阻隔，第一批去蘇區的人未能如願到達，原擬第二批走的斯諾、馬海德，也一直等到7月上旬才成行。等待期間，斯諾也沒閑著，訪問了楊虎城、邵力子、張學良等西安的軍政要人，還曾會見路過西安准備去蘇聯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鄧發。那天，劉鼎安排汽車，拉他們參觀西安名勝。斯諾和鄧發坐在一台車上。
后來斯諾寫道：“我看到裡邊坐著一個頭戴一副墨鏡，身穿一套國民黨官員穿的中山裝的人，我們驅車前往漢朝的一個皇宮的遺址”，那人“在我們坐汽車出來的塵土飛揚的路上一直坐在那裡沒有說話”，下車后，那人“卸下墨鏡，摘掉白帽。我才看出他相當年輕。他的一頭黑油油的濃發下面，一雙閃閃發光的眼睛緊緊地盯著我，他的青銅色的臉上露出了惡作劇的笑容”，“‘瞧瞧我！瞧瞧我！你認出我來了嗎？’”“鄧發？鄧發……哦，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而且還有，懸賞五萬元要他的首級！”“鄧發泄露了他的身份以后高興得跳了起來。他壓捺不住自己，對目前這種情況感到好玩：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中心，不把到處追緝他的特務放在眼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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