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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華在晚年著作《親歷與見聞》中回憶說，他1936年6月在燕京大學將要畢業，埃德加斯諾約他陪同去陝北蘇區採訪，他比斯諾晚到西安，住鼓樓大街西北大旅社。斯諾和馬海德住較現代化的高級飯店西京招待所，“斯諾、海德姆和我都是第一次到西安，我們利用短暫停留的幾天時間一同去開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覽。之后，斯諾和海德姆就由一位東北軍上校軍官和中共駐東北軍的聯絡軍官陪同，乘坐東北軍軍車向延安出發。我留下來等待下一批交通員帶領北上。”在等待期間，黃華在住處受到國民黨省黨部特務的盤查，他把這情況告訴給東北著名愛國教育家車向忱，“他說：‘這裡情況很復雜，你不便在西安久留。’他說他會及時把發生的情況轉告劉鼎。
此后兩天，劉鼎和劉向三同志先后到旅館來看我，說北上的安排業已就緒。”“次日清晨，劉向三和東北軍一位上校開了一部軍車來到旅館，接我上車。在車上我看到已有王林、徐行和另一位較年長的同志。”
7月初，劉鼎曾按中共中央要求緊急赴安塞開會，張學良對劉此行十分重視，托劉帶了他給周恩來的信，並特派飛機專送劉鼎到膚施。
安塞會議上，劉鼎向中央報告了兩位外國人要來蘇區的行動安排，中央領導人都很重視。會后，7月8日一早，周恩來、葉劍英和李克農從安塞來到蘇區前沿中心白家坪，迎接斯諾與馬海德的到來。
百日採訪 滿載而歸7月13日，斯諾與馬海德到達保安。當天晚上，毛澤東來到他們的住處看望，對他們來蘇區表示歡迎。第二天，舉行了歡迎晚會。隨后幾天，斯諾對毛澤東、張聞天等進行了採訪。
8月下旬，斯諾和馬海德西行，到在豫旺堡的彭德懷指揮部和西部前線去。原計劃去一個月，但是由於要採訪的人和事太多，直到9月底才從西部前線回到保安。
劉鼎在7月初安排了兩位外國人進蘇區后，斯諾在陝北蘇區9月初又在西安接待了斯諾的夫人海倫（即尼姆威爾士）。她是隨中共北方局的交通王林從北平來的，要到陝北去。劉鼎將這一情況向中央匯報，得知這時斯諾不在保安，還在陝甘革命根據地西部採訪未歸，同時，去陝北的交通也有困難，劉鼎便安排她在西安活動了一些天。對此，曾陪同海倫去西北採訪的王福時回憶：“1936年夏天，一位叫王林的信使突然來到盔甲廠海倫的家中，帶來斯諾給她的一封信，海倫當即決定隨王林一道去西北。此時距西安事變僅兩個月，延安方面派劉鼎在西安張學良公館作為與紅軍聯絡的專員，但延安與西安每天隻有一輛軍車往來，主要用於運送急用物資。可能是劉鼎考慮當時的復雜情況，怕海倫去延安（回憶有誤，當時中共中央在保安—作者著）會影響斯諾早日從延安返回，於是便勸她先返回北平，並派燕京大學學生會主席張宗麟同行，這次延安之行的目的沒有實現。”
劉鼎還安排海倫會見了張學良。張學良同她談話時，表達了主張抗日、反對內戰的意見，海倫把張學良的言論記下，在美國的報紙上發表出來，引起國際的注意。
9月底，斯諾和馬海德從西部前線回到保安。9月底至10月上旬，毛澤東又用了幾個夜晚與斯諾談他個人的生平，而且是徹夜長談。毛澤東對斯諾的採訪如此重視，其原因，正如斯諾后來所寫的：“畢竟我是一種媒介，他通過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發表談話——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國發表談話的機會。他被剝奪了合法地向中國報界發表意見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語發表出去，盡管國民黨政府實行新聞檢查，也會傳到大多數知識分子的耳朵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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