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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這年春天第一次到西安，劉鼎曾一路陪同﹔第二次經西安進出陝北蘇區，又是劉鼎安排接送，兩人關系自然熟絡親切。劉鼎一再叮囑斯諾：“你可以寫其他的人，但一定不要寫我！”斯諾答應了，並信守承諾。他知道劉鼎從事工作的隱秘性，在他后來寫成的《西行漫記》一書中，隻字未提劉鼎，至於他是從北京出發還是從上海出發，也寫得很含糊。寫到董健吾時就稱他為“王牧師”。
斯諾完成歷時四個多月的西北之行，回到北平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發報道給英美各大報刊，宣傳紅軍及其領袖的事跡和主張，這就打破了國民黨當局多年對共產黨和紅軍的新聞封鎖和妖魔化宣傳，如石破天驚，成了轟動世界的新聞。一年后，以這次採訪成書的《紅星照耀中國》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一個月內就發行了五版，不久就有了多國文字譯本。1938年初，中譯本在上海用《西行漫記》的書名出版，限於環境，雖然隱去了“紅星照耀”的字樣，卻照亮了無數中國青年的心，把他們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書中運用的大量第一手資料和照片，在採訪歸來時，都因為放在一個提包裡，曾經丟失了，是劉鼎在深夜裡幫助找回的，這個花絮卻不為廣大讀者所知。
1970年，斯諾在“文化大革命”熱潮未退之時來中國訪問，他會見同他一起去陝北的馬海德醫生時，還沒忘記打聽劉鼎的情況，聽說劉鼎被關在監獄裡，感到十分遺憾。1987年，劉鼎去世前住在北京醫院，馬海德前來醫院探望，還一起回憶了他和斯諾1936年兩次到西安，劉鼎幫助他們進入蘇區的情況。馬海德對陪護的劉鼎女兒說起他們第一次到西安不辭而別：“他說他有工作要做，說一天后與我們聯系，結果不見他來，我們沒處找他，又不認識別人，一天天過去了，錢也用光了，也沒等來他，我們隻好返回上海了。”“我們為他擔心，他出了什麼問題沒有。幾個月后，我們第二次去陝北，還是他安排我們進入根據地的。”坐在一邊的路易艾黎說：“那時你爸爸可是個神秘人物，非常能干。我們都喜歡他，都聽他的。我們想，共產黨人都是這個樣子，革命還能不勝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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