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毛澤東讀史，確也發過一些表面看來相反的議論。所謂“老粗辦大事”，即是一例。他在1964年3月提出一個觀點：“歷史上當皇帝，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詩能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讀《明史》，他也有極而言之的感慨：“《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發表這樣的議論，與毛澤東當時對教育和文化界現狀不滿有關，但也不是隨意借古喻今，確實觸及到一個規律性問題，即具有統帥之才的集團核心人物，並非隻有秀才才行，一些讀書不多的“老粗”，也可能會比秀才干得好。但老粗能成大事，恰恰不是因為排斥了秀才，而是重視和重用秀才，並自覺地和秀才們形成互補關系。毛澤東當然沒有忽視這一點，所以他對劉邦和張良、朱元璋和劉伯溫的關系稱贊有加，還說劉備與諸葛亮的遇合，就像是魚兒得了水。新中國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鄧小平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告誡西南干部，離開知識分子不行，知識分子愛當軍師，漢高祖有張良、蕭何，明太祖有劉伯溫。我們不能小看這個問題，丟了他們是辦不好事情的。毛澤東對隋煬帝、陳后主、李后主、宋徽宗一干知識型帝王不感興趣，主要是因為他們脫不掉小秀才的習性，雖肩負治理天下之責，但辨時勢、習軍政、治官吏，遠沒有比寫詩繪畫做文章來得更有興趣，終不能成為大秀才。
秀才所以成其大，關鍵在大志向、大胸懷、大見識、大手段，他們重“本本”，但不搞“本本主義”，不把書本知識當“藥罐子”，而是緊扣時代的需要來發揮作用，並勇於體驗政治風浪，經受得住大起大落、大悲大患的驚嚇。知識分子絕不會因為地位高了，權力大了，就會自然成為大秀才的。毛澤東看不起歷史上的“書生治國”，在現實中也一再批評“書生辦報”，道理或許就在這裡。
對於小秀才，如果把他們放在合適的位置，有真才實學而又能夠解決現實問題，在毛澤東看來，無疑多多益善。明朝馮夢龍纂集的《智囊》裡說到，宣德年間一個叫張愷的監生，做了江陵知縣。有大軍從江陵經過，要他當天送幾百個火爐和爐架到軍中。一時籌不起，張愷就集中幾百個方桌，讓木匠把桌腿鋸掉一半，桌面中央鑿個洞，安上鐵鍋送了去。不久，軍隊又來領取一千多個馬槽，他又叫來各家婦女，用棉布縫成馬槽形，槽口綴上繩子，再用木樁把布馬槽填撐開，喂過馬后，又可收卷起來，不管軍隊前進到哪裡，馬槽都夠用了。毛澤東讀后批注：“小知識分子有用。”期賞之心，可以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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