殫思求火種
核武大家是怎樣煉成的
錢三強找他談話：“你是不是組織一批人先走一步，探索氫彈的原理？”——他成了中國唯一同時參加氫彈和原子彈研究的工作人員
“從1950年分配到近代物理研究所，直到1980年調離核武器研究所，我和原子能打了30年的交道。”談起從事核武研究的三十年歲月，黃祖洽顯得波瀾不驚。
1950年，新生的中國正不斷受到來自西方的核威脅，發展中國自己的核事業刻不容緩。當時，在此領域的研究無異於白手起家。黃祖洽回憶，他剛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論室工作，所裡分工明細，每個室下設研究組，每個組裡都有一些大學生。他當時任理論部副主任，同主任鄧稼先、副主任於敏等人擔負著最基礎也是最關鍵的方程式推導、設計工作。
剛進研究所三年，黃祖洽就面臨第一次“轉身”。1953年，按照所長錢三強的部署，他放棄原先的研究方向，開始投入核反應堆理論研究。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這一領域的理論基礎與實驗設備可以用“一貧如洗”來形容——直到五十年代才有兩台電動計算機，還不是現在的電子計算機，設備非常簡陋。而當時的反應堆理論還具有相當的保密性，加上美國對中國的封鎖，公開的資料很難得到。那時的蘇聯在反應堆領域是絕對的權威，初出茅廬的黃祖洽卻偏敢於質疑甚至推翻蘇聯數據。
1955年，黃祖洽隨“熱工實習團”訪問蘇聯，其間，他用兩種方法對臨界尺寸進行計算，發現臨界尺寸放56根零件即可，但是蘇聯原設計書給出的數據是需放63根，高出百分之十以上。面對如此大的差距，黃祖洽選擇相信自己的結果，“因為我做的事情，都經過仔細的檢查。”於是，黃祖洽立即找到蘇聯方面的負責人加拉寧博士討論，加拉寧最后也承認設計書上給出的數據可能有誤。1958年，在我國實際建堆的臨界啟動過程中，發現黃祖洽的“56根”臨界尺寸結論是正確的。
正是靠著這股執拗與闖勁，我國反應堆理論研究平地起步，迅速提升。1960年，在民主德國德累斯頓國際反應堆會議上，黃祖洽作了我國第一個重水反應堆理論工作的報告。為了培養后繼的研究者和工作團隊，黃祖洽、彭桓武挑了十來個應屆生，手把手教導具體計算方法、科研工作方法，毫無保留地將畢生所學傳授給他們。我國第一代核反應堆理論研究隊伍就是這樣手把手帶出來的。朱光亞評價黃祖洽為“我國核反應堆理論的奠基者、開拓者之一”，絲毫也不為過。
進入六十年代，國家加大對核武器的研發力度。為了國家需要，黃祖洽再一次“轉身”——從反應堆研究轉向核武器研究，加入到“兩彈一星”的研究隊伍裡。
1960年，錢三強找黃祖洽談話：“你是不是組織一批人先走一步，探索氫彈的原理？”說干就干，黃祖洽被任命為“輕核理論小組”組長，首先開展氫彈的理論預研。不久，蘇聯回來的何祚庥和一直做核理論研究的於敏也都參加到這個小組中。錢三強當時具體負責主管輕核理論組的工作，黃祖洽、於敏和何祚庥每隔兩三周向他匯報一次工作進展，解決了不少具體卻關鍵的問題，例如需要增加計算機機時、需要增添磁帶等﹔黃祖洽和於敏也領導有方，按照專業與特長不同，把小組細分成幾個研究小組，每人分管各個小組的工作。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但是黃祖洽回想起當時的情景，都是一群有干勁、有實力的年輕人，“都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大家日以繼夜地從各個角度分別探索著、思考著，又不時在一起討論著突破氫彈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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