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加強原子彈和氫彈預研工作的聯系，他又接受安排，分出一半時間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職。大家開玩笑叫他“半導體”，因為錢三強先生再三囑咐他：“你要做一個‘半導體’，原子能所的一些什麼東西，你可以提供給核武器研究所這邊，但是這邊的工作呢，是一點不能透。”因此，黃祖洽成為了中國唯一同時參加氫彈和原子彈研究的工作人員。
“當時我家和兩個工作地點分三地，要花很多時間乘公共汽車來回跑。有時在公共汽車上腦子裡也在想著某個疑難問題，而有些問題也確實是在這種場合下，突然得到觸發而想出來的。”氫彈、原子彈，再加上要指導四名學生的畢業論文，“三頭跑”的工作任務之繁重、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黃祖洽像永遠上緊了發條，時時刻刻從不鬆懈。
由於誰也不知道原子彈和氫彈是怎麼造出來的，鄧稼先、周光召、於敏、黃祖洽等老前輩，各自帶領著剛畢業的大學生們，從不同的途徑來尋找突破口，大家一起沒日沒夜地自學，定期分享和討論。資歷不分老幼，常常爭執得面紅耳赤，人人都暢所欲言，天天都演算得廢寢忘食。
不計其數的演算，換來一瞬間爆發的絢爛：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兩年零八個月之后，第一顆氫彈又成功爆炸。間隔時間之短，在世界上從未有過。當全國上下為此沸騰歡呼時，最該激動慶祝的黃祖洽卻顯得十分平靜：“搞理論的人，覺得理論上應該是可以成功的。”超脫的冷靜，同時也是過人的自信。正因為有了前期一百二十分嚴謹踏實的准備工作，才會有一百分的“意料之中”。
深情寄木鐸
還要在講台上永遠工作下去
“我願意做一個鋪路者，架橋人，永遠和年輕人在一起，我從心底裡熱愛他們。”——“功成名就”后，他出人意料地選擇做一名普通教師
“兩彈”研制成功、當選中科院院士、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榮譽紛至沓來，功成名就的黃祖洽卻再一次出人意料地“轉身”——前往北師大做一名普通教師。
“我願意做一個鋪路者，架橋人，永遠和年輕人在一起，我從心底裡熱愛他們。”這是黃祖洽對教育事業最炙熱的表達，卻絕不是一時興起的選擇。相反，這一次重要的“轉身”，是黃祖洽長期深思熟慮的結果。
1969年，在領導完成一種新型號氫彈的設計后，黃祖洽被送到河南上蔡縣的“五七干校”進行“學習改造”。在那裡，他播種、收割、養豬、種菜，還干過建筑小工。而就在那段時間，他開始反思自己過去的工作。“雖然盡力完成了應當完成的任務，但在培養年輕人方面卻做得不夠。”
“文革”時期，各大學的秩序被完全打亂，黃祖洽也在科研工作中日益察覺“中國的人才斷層問題很嚴重”。1980年，“兩彈一星”的研究工作基本已獲突破，又趕上北京師范大學新建低能核物理研究所，需要人來承擔教學工作，黃祖洽堅持要到大學裡去，於是，核武大家“轉身”成為一名大學教授。
如今，“現代物理前沿選講”課堂上，年屆九十的院士黃祖洽仍舊在給本科生授課，這在中國教育界可以稱得上罕見。從1999年所裡開始招本科生，他主動要求為大一學生開大課起，這課一上就是十多年。教授給本科生上課，這個普通人眼中的怪現象，在黃祖洽眼中卻不成問題。有記者曾問及此事，老先生像被問了什麼不公平的問題，委屈得孩子似的，“我是個老師，給本科生上課有什麼奇怪的。”在他看來，這是老師的分內之職，“當教授去講課是理所當然的，當教授不講課就是不正常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