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畢生最杰出的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
作為現代世界和現代歷史的創生地，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文明十分悠久的國家，中國的長期衰落與再次興起，是一個需要長期深入研究的課題。
今天，一切不持偏見者均不能不承認：中國的現代興起是偉大的中國革命的歷史結果，而毛澤東思想則是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總結，它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造性發展與運用，是被歷史和實踐証明了的正確理論與“天下興亡”之鑒。
國家、民族和人民，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個關鍵詞。毛澤東將其概括為：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
毛澤東比馬克思更為強調國家和國家的“獨立性”。這是由近代中國在帝國主義宰制下，長期喪失國家主權的悲慘歷史處境所決定的。與西方資產階級不同，中國資產階級（其主體是買辦階級）沒有建立和建設現代國家的能力，而相對於西方為經濟權利而斗爭的無產階級而言，爭取國家主權，這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的“第一要務”，而且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第一要務”。
所謂“國家要獨立”，不僅是指國家要獨立於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國家應擔負起對外反抗帝國主義、對內獨立自主發展經濟和生產力的任務，而且指，國家還要獨立於軟弱無能的資產階級，特別是買辦階級，國家更必須從被壓迫人民中培養和造就出能夠掌握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的新型無產階級。因此，毛澤東將馬克思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修改為“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
所謂“民族要解放”，是指民族的政治解放必須伴隨著文化的解放，這種解放又是雙重的，即從西方資產階級的文化霸權和封建舊文化這雙重束縛中解放出來，努力創造出服務於民族政治解放的、現代的、民族的新文化和新的民族認同。在反抗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的共同斗爭中，在建設新社會的合作勞動中，中國人民在同甘共苦中所形成的民族共識，是這種新文化認同形成的基礎。
所謂“人民要革命”，這裡的“人民”專指“勞動人民”（即盧梭所謂的le peuple），這樣的“人民”對上述國家、“民族”構成了根本性的規定，即人民要管理國家（不僅僅是埋頭於生產和物質利益之中），“民族”必須與“階級”相結合（對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
國家、民族和人民在毛澤東思想中形成了彼此規定、互相推進的有機整體，這個有機整體的制度性實現或體現，就是毛澤東畢生最杰出的作品——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新中國”。
早在毛澤東之前，中國的先覺者們便已經認識到傳統治理結構日漸失敗的宿命。因此，從王安石、王陽明、張居正，到王夫之、顧炎武、康有為和梁啟超，改造傳統社會政治結構，推動傳統中國的現代轉變，便是11世紀以來中國歷史的不竭潮流。
早在毛澤東之前，就已有了洪秀全、孫中山等領導的大規模的政治革命與改革，但是，這些革命與改革都失敗了，而其失敗的根源就在於：面對著由“宗法—科舉—朝廷”這三重結構構成的傳統體制，倘若僅僅將改革與革命的目標對准上層“朝廷”，而不能觸動中國的基層（宗法、士紳階級），不能改造中國社會的中層或中堅（科舉、儒教、士大夫），那麼，一切改革與革命就均不能取得最終成功，中國社會的真正改造也便不能真正發生。
毛澤東領導的是一場真正的革命，這首先就是因為它幾乎徹底改造了中國的基層。長期壟斷中國基層的士紳—胥吏階級，為在中國革命中誕生的基層勞動者組織（青抗會、婦救會、兒童團，社、隊）所取代——而這便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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