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國可以打敗強國”——倒轉五百年來世界地緣政治結構
毛澤東晚年曾經這樣給自己“蓋棺論定”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其一，驅逐日本帝國主義、驅逐美國豢養的國民黨政權出中國大陸﹔其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就毛澤東所說的“第一件事”而言，其中當然還應包括抗美援朝戰爭，即毛澤東指揮的人民軍隊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一舉擊潰了美國從那個方向對亞洲大陸的進攻。這是五百年來，中國第一次針對世界上最強大的海洋國家所取得的軍事勝利，當然，這也是亞洲大陸國家應對來自海洋的挑戰所取得的最偉大的一次勝利，而從世界歷史—地理的角度說，這次勝利的意義，還遠未被我們認識到。
漫長的人類歷史，曾是歐亞大陸核心地帶的民族向周邊擴張的歷史，舉凡蒙古、突厥、回鶻、女真、俄羅斯和漢民族，都曾經是歐亞大陸上的主導民族，而這個歐亞大陸主導世界的大趨勢，直到16世紀才被海洋文明的擴張所取代。正是利用了航海技術的革命性發展、利用了海洋戰爭的高度機動性，處於歐亞大陸邊緣和“外圍”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日本和孤懸大洋之中的美國，才從“邊緣”出發，包圍並分割了中心，並以“海洋時代”逆轉了以歐亞大陸為核心的世界史發展進程。
1904年，英國偉大的歷史—地理學家哈•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在《歷史的地理樞紐》（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中提出了一個極具革命性的觀點：隻要歐亞大陸國家能夠找到一種新的方式，將廣闊的大陸空間重新聯系和組織起來，隻要大陸國家能夠避免來自海洋的攻擊，並善用自身豐富的資源，隻要科技的進步可以為這種大陸組織方式提供一個創制，那麼大陸就可以戰勝海洋，陸權就可以擊潰海權，海洋支配大陸的時代也就會被終結——而他當時設想的現代科技方法就是鐵路。他預言說：無論德國、俄國和中國這三個在歐亞大陸上居於支配地位的國家以什麼樣的方式真正聯系起來，隻要它們聯系起來，海洋時代就會被終結，海洋國家支配的世界秩序也必將崩潰。而他相信：正如航海技術的發展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一樣，鐵路技術的革命，也必將開啟另一個新時代。
毛澤東乃是這樣一位偉人：他找到了一種政治和組織的方法，將殖民主義、封建主義宰割下分崩離析的中國大地重新組織起來、動員起來，使被視為最封閉、最保守、最落后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中國的黃土高原，重新崛起為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所在。毛澤東的革命把最落后的中國農民組織起來，並將其鍛造成為對抗最先進的、來自海洋的帝國主義武力的高度機動的游擊隊。而毛澤東找到的那種把“即將被海洋淹沒了的大陸”拯救出來的政治動員方法，就是“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的思想發源於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土地漲價歸公”的民主革命理論，當然，這也就是被列寧贊美的方法，即孫中山提出了用社會主義的方法——土地的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建設現代國家的新戰略。列寧說，這種方法是歐洲國家所不能想象的，它表現了亞洲的先進性。
歷史已經証明：無論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是造就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改革開放，都是與土地的公平分配聯系在一起的，也正是毛澤東關於南水北調、三線建設、鐵路建設、十大關系的發展戰略，正是毛澤東依托歐亞大陸的外交戰略，使得新中國這個“偉大的昆侖”重新崛起於世界。
C．施密特曾分別從空間的革命、國際法、戰爭模式的變遷這三個角度，論述了西方現代性的“空間基礎”。立足於1500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海洋世界觀”，在《國家主權與自由海洋》一文中，C．施密特指出了“海洋世界觀”帶來的“空間革命”意義。他說：“16世紀時所謂的‘現代性’，正是來源於這種空間革命。它並非來源於所謂的文藝復興對於那種19、20世紀意義上的個體觀念的倡導”。當然，這個觀點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經指出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先有美洲的發現，先有葡萄牙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暴行，先有世界范圍內的“資本原始積累”，而后方才有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產生。
其次，“海洋時代”的降臨及其所導致的“空間革命”，帶來的是西方主導的“國際法”的產生，它仿佛意味著無邊自由的海洋淹沒了陸地上的有限界限，它意味著海洋的法則支配大陸的法則之奠定。
因此，現代國際法的真正基礎就是“海洋法”，其實質在於論証“自由的海洋”攻擊和突破“封閉的大陸”之正當性。所謂“海洋文明”優於“陸地文明”、“藍色文明”優於“黃色文明”，也就是西方列強以“國際法”特別是以“海洋法”的名義侵犯和剝奪其他國家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背書。
第三，隨著“國際法”而發生的，乃是現代戰爭理論的變化。荷蘭、英國和西班牙、葡萄牙之間為爭奪“海權”而進行的戰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爭奪“領土”的戰爭，而是在宗教戰爭（基督新教與天主教之間）的面紗下進行的爭奪世界市場和貿易壟斷權的戰爭。這尤其意味著，現代海洋戰爭從根本上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的陸地戰爭，這裡的核心是：海戰具有典型的“游擊戰爭”的高度機動特點，即以環境（海洋）為依托，採用先發制人、封鎖、騷擾、制裁和突襲式的“海盜方式”，以小型的、民間的武裝採取行動，不以奪取對方領土為目標，而只是以奪取敵方實際財富、奪取市場利益、封鎖和壟斷海洋貿易商道為目標。
由於海洋戰爭具有高度機動、靈活的特點，所以，從戰爭模式變遷的視野看，大兵團陸地作戰的方式並不能適應和有效應對海洋戰爭體制，而英國所採用的具有現代游擊戰爭特征的海戰的上述有效性，在掀開中國近代歷史第一頁的鴉片戰爭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在魏源看來，清王朝放棄了林則徐武裝沿海漁民、蛋戶對抗英軍的方式，而是從西北調集大規模陸軍兵團奔襲英軍，這是鴉片戰爭戰敗的主要原因。現代歷史學家胡繩在分析鴉片戰爭英國的戰略戰術時，不是把清帝國的戰敗歸結為英國的船堅炮利，而是歸結為英國所採用的新型的、海洋游擊戰爭的方式，這就是繼承了魏源在《聖武記》中對海戰與陸戰兩種不同戰爭模式之差異的精彩分析。
施密特指出，使得中西力量對比發生逆轉的，說到底就是毛澤東的游擊戰爭理論和土地革命理論，毛澤東的戰略思想將陸地戰爭的機動靈活發揮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而土地革命理論則把廣袤的大地和大地上的農民最有效地組織起來，從而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也是從這個意義上，施密特指出：毛澤東的偉大，在於他開天辟地地制定了“大地法”。毛澤東並不僅是像列寧那樣，用中心—外圍的世界視野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關系”，毛澤東更以“弱國可以打敗強國”、“中國一定可以趕上和超過美國”的革命，倒轉了五百年來居於支配地位的世界地緣政治結構。
然而毛澤東深知，數千年的積習，五百年“西風壓倒東風”的歷史，絕不可能因為一個人、一場革命而最終改變，而且這場革命空前艱巨復雜，並必然包含著諸多失誤、挫折和災難，但正是因為毛澤東面對失敗的不屈不撓，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漫長的革命”已經真正開始並不可逆轉。
毛澤東當然希望，自己青年時代“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願能夠在他身后得以繼續，因此，他寄希望於造就“一代新人”。1965年，在一首叫做《七律•洪都》的詩中，他曾豪情萬丈地寫道：
到得洪都又一年，祖生擊楫至今傳。
聞雞久聽南天雨，立馬曾揮北地鞭。
鬢雪飛來成廢料，彩雲長在有新天。
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處處鮮。
今天看來，毛澤東的事業是否已經失敗，這是任何人都不敢輕易斷言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蘇聯瓦解之后，中國的紅旗依然沒有倒下，其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就在於毛澤東造就“一代新人”的期盼沒有完全落空，即“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受到了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和培養。因此，如果這些中國人沒有徹底失敗，毛澤東就沒有真正失敗﹔如果新一代年輕人能夠在失敗中善於總結歷史並堅持斗爭，毛澤東的事業就依然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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