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胡喬木

在浙江大學從事學生運動，在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宣傳工作

來到上海，胡喬木稍作安頓，立刻向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朱自清求援，希望通過他的周旋，能讓自己回清華繼續學業。他試圖再次將求學讀書與追求革命結合起來。朱自清很快回函：重返清華已無可能，但可轉學浙江大學。

1933年10月，胡喬木持朱自清設法開出的轉學証明，經考試合格后，正式轉入浙大外文系二年級英語專業學習。

在中斷了兩年大學學業之后，胡喬木終於又回到了此前為自己所設計的人生軌道上來。

十分有趣的是，浙大外文系這一屆的英語專業，包括胡喬木在內，隻有3名學生。所以，平時英語專業的一些必修課，常常會出現“先生講，三生聽”的場面。胡喬木創辦宣傳壁報，成立秘密讀書會，組織大家閱讀馬列主義外文原著，適時地組織和領導學生運動。

然而，讀書求知與從事革命活動，實在是難以並立而行。與當年在清華時的情形一樣，浙大的這個戲台，自然也無法容納胡喬木這類“危險角色”的登台表演。1934年底，由於頻繁地在《國立浙江大學校刊》上發表進步詩文和譯作，並因參與領導反對校長郭任遠的學潮，胡喬木被浙大視為“赤色分子”開除出校。

1935年2月，胡喬木與時任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簡稱“社聯”）組織部部長的王翰（原名陳延慶，鹽城人。先后就讀於上海交通大學和復旦大學。新中國成立后，曾任監察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司法部顧問等職）取得聯系。經王翰介紹，胡喬木於同年5月重新加入中共。這次重新入黨，實質上是重新接上了他的組織關系。不久，升任社聯常委、宣傳部長。同年7月，調任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簡稱“文總”）中共黨團成員、宣傳部長。11月，由中央文委決定，出任文總黨團書記。1936年2月，文總解散，改任中共江蘇省臨時委員會（簡稱“江蘇臨委”）委員、宣傳部長。

有了此前在清華和北平、在鹽城和浙大組織學運、從事黨的地下宣傳工作的歷練和經驗，胡喬木的才學以及組織協調能力和應對復雜環境、處理突發事件的宏觀駕馭能力，得到了充分展示。

1935年5月，胡喬木發表於社聯《盟報》上的《評紅軍是不可消滅的》文章，反響很大。同年，他針對國民黨親日派徐道鄰的《敵乎，友乎？》謬論，發表於《知識》創刊號上的《友乎，敵乎？！》一文，被主編錢亦石評價為“像個老手筆”。他的另一篇文章，即發表於1936年2月25日《時事新報》的《每周文學》上的，關於蕭軍《八月的鄉村》的書評，竟然引來了張春橋以狄克為筆名發表在3月15日《大晚報》副刊《大地》上的，旨在攻擊魯迅的批駁文章。魯迅一眼看穿了這個假左派的反動本質，隨即寫下《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在隨后發生的“兩個口號”之爭(“兩個口號”之爭，即以周揚為代表的“國防文學”與以魯迅為代表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爭論)中，胡喬木堅定地認為：周揚號召各階層、各派別作家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努力創作出抗日救亡的文藝作品，其指導思想是正確的，但“國防文學”的口號具有片面性，容易使作者忽視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魯迅的口號，符合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為此，他與鄧潔、王翰、錢俊瑞等人一起，不贊同周揚等人對魯迅採取攻擊態度，並且努力地協調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魯迅對胡喬木代表江蘇臨委所做的工作，曾給予了充分肯定。

脫穎而出的胡喬木注定要在更大的舞台施展自己的抱負。胡喬木的德識才學，也引起了延安高層的關注。1937年5月，胡喬木接馮雪峰通知，奉組織調遣，速離上海，與李凡夫同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