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証人
1946年5月，初夏，東京市澀谷區杜鵑正盛。紅白掩映之中，滿眼都是破敗景象。戰后的東京，七成以上的建筑被炸毀燒光，遍地焦土。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在的大樓，是斷壁殘垣中完整保留下來的為數不多的建筑之一。
選擇這棟建筑作為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地有著象征意義。這棟大樓在戰前一度是著名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搖籃﹔在戰時是軍部和參謀本部合組的大本營所在地。
日本侵略戰爭發號施令的中心，這時成了戰犯們接受審判的法庭。
東京審判從1946年5月3日開始。
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系對抗式訴訟的審判方式，法官必須保持中立，控辯雙方的交鋒是庭審的重頭戲。而且，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還遵循了英美法系和現代法制的兩個基本原則：無罪推定和証據規則。因而從理論上說，在最終宣判之前，被告席上的甲級戰犯們是不能被認為有罪的，而如果他們在控辯雙方的交鋒中佔據了優勢，甚至有被判無罪的可能。
這一點讓參與審判的中國法官、檢察官都很不適應。
中國檢察官倪征燠回憶參加東京審判時曾經寫道：“在審判的第一階段，都是涉及中國受侵略的問題，但中國方面沒有估計到戰犯審判會如此復雜，而滿以為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哪裡還需要什麼犯罪証據，更沒想到証據法的運用如此嚴格。”
在庭審的最初階段，走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証人席的中國証人也無所適從。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到庭作証時，說日本“到處殺人放火，無所不為”，被斥為空無實據，幾乎被轟下証人台。事后，秦德純氣憤地說：“這哪裡是我們審判戰犯，還不如說是戰犯審判我們。”
而那些受審的甲級戰犯們，卻在充分利用著法庭給自己提供的“權利”。“九一八”事變主謀之一的土肥原賢二，自上庭之后就一言不發，連法官的提問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電影經典台詞“你有權保持沉默”的現實版。
同樣是“九一八事變”主謀、被稱為“關東軍之膽”的板垣征四郎，公然宣稱自己無罪，甚至叫囂“要與檢察方大戰三百回合”。
直到8月16日，一個中國証人被帶入法庭，板垣一下變了臉色。
大約在午前11時25分左右，法庭執行官引導著一位瘦高的中國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緩緩地走向証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裝，白襯衫，黑領帶，戴著一副圓眼鏡，一縷頭發垂在前額上。與別的証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隻有一名憲兵護送，他身后卻站著兩名法庭憲兵和一位蘇聯軍官。
“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儀，本來是滿洲姓，愛新覺羅·溥儀。”在証人席上坐定，這位中國男子用標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紹。
中國的末代皇帝、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就這樣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証人席上。 日本最負盛名的報紙《朝日新聞》這樣形容這一天之於東京審判的意義——“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溥儀將在8月16日出庭的消息其實早已傳揚出去。這一天法庭的“上座率”遠遠高於往常。曾經定價幾百日元的旁聽券被炒出了數倍的高價，前排的貴賓席平時稀疏冷落，現在卻滿滿當當。
曾經隨侍溥儀15年的“侍衛長”工藤忠百般活動，都沒能在旁聽席上搶到一把椅子，最后他終於搞到一個“某報社的臨時記者的身份証”，卻發現自己隻能被眾多的媒體記者擠在后面……
與那些抱著好奇心態爭睹中國末代皇帝真容的旁聽者不同，被告席上的諸多甲級戰犯，特別是與溥儀有著直接關系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梅津美治郎等人，對溥儀的出現大感驚懼。曾經被他們操縱在股掌之中的牽線木偶，現在是他們被控罪行的最直接証人。他說的每一句話，都有可能將他們送上斷頭台。
在溥儀的敘述中，這幾個人的名字不斷出現著。美籍檢察長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儀問道：“你所說的那個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個板垣嗎？”
溥儀迅速瞥了一眼應聲說：“是。”
有媒體這樣記述板垣的反應：“在法庭聆聽之板垣，聞提渠之名，驟現不安之狀。不斷以其顫抖之手指，觸弄渠之耳機下之電線，當溥儀謂渠運用威脅時，渠之面部因憎懼而變其形象，嘴之兩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視在場之聽眾后，立即偽作未見，若無其事然。”
証人席上的溥儀，其實內心也不平靜。直到乘飛機從蘇聯到日本的途中，他還在惴惴不安地揣測，自己不是去作証，而是被送回中國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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