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儀出庭——東京審判中的歷史性一幕

走下証人席

七年后，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溥儀承認，在黃絹信這個証據上，他撒了謊。

王慶祥告訴記者，那封“黃絹信”確實是溥儀親筆書寫，並托家庭教師日本人遠山猛雄帶給南次郎的，同期轉達的還有一封寫給日本大幫會黑龍會會首頭山滿的信件。

這也正是偽滿洲國覆滅后溥儀一直惶恐不安的原因。在偽滿洲國的成立過程中，他並不是完全被迫，他扮演的角色並不光彩。在為審判日本戰犯作証的同時，溥儀也在極力為自己開脫著。

也正是因為這種心態，溥儀手中本來存有大批指証關東軍罪行的物証，卻因為怕牽連到自己而付之一炬。

毓喦回憶，1945年8月10日，溥儀出逃的前一晚，將內廷中所存的大量電影膠片、照片、書刊、畫報、信件、文件，交給自己和其他親屬，讓他們分別到緝熙樓的地下鍋爐、球場和游泳池進行焚燒，因為物品太多，險些釀成火災。

而在8月15日日本投降當天，在逃亡路上，溥儀又讓隨侍李國雄將剩余的最后資料——自己的日記銷毀。據溥儀另一個侄子毓嵣介紹，溥儀的日記從天津時代記到了偽滿末日，有很多本子，上面還依次編上了順序號。

如果這些証據出現在東京法庭，溥儀的証言將更具有說服力。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不管“黃絹信”是真是假，布萊克尼的邏輯也無法成立。前蘇聯學者斯米爾諾夫在其著作《東京審判》一書中，對於被告律師的辯護手段頗不以為然，他寫道：“至於說溥儀成了投敵分子是自願還是被迫的問題，這個情況隻有在決定他個人命運的那一天，即當他作為被告人而不是証人應對中國法庭回答時才有意義。”

溥儀是不是有復辟的想法，絲毫影響不了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扶植偽滿洲國、侵略中國東北的事實。

黃絹信沒能奏效，布萊克尼仍不甘心，他轉而攻擊起了溥儀的心理防線：“1931年，中國政府把你當做賣國賊通緝，你知道嗎？你想過沒有，最終你自己也要以戰犯身份受到那個國家的審判！”

但是布萊克尼再次失算了，一直擔心會被送回中國受審的溥儀並沒有因此推翻自己的証言。

8月27日，溥儀完成了作証任務，乘機返回蘇聯。

溥儀本想在這一天再提供些更具震撼力的証言。26日的庭審中，溥儀說，下次出庭，他要談一談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沒想到，這個提議反倒讓他的証人生涯宣告結束。

日本投降前，美國就允諾會保留在日本擁有無限崇高地位的天皇，不追究其戰爭責任。溥儀針對日本天皇的証言自然不會被批准。而且，二戰后蘇聯日益強大，冷戰的鐵幕已經逐漸拉開，日本成了美國遏制蘇聯的一個重要砝碼。這時更不會允許意圖揭發天皇罪行的証人証言出現。

回到蘇聯的收容所后，身邊人發現，原本寫得一手乾隆御筆字的溥儀，筆下的字變得歪歪扭扭。心有余悸的溥儀，用作偽的方式防備著東京法庭對“黃絹信”可能的質疑。

東京法庭沒有再和溥儀聯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級戰犯在池袋的巢鴨監獄被處死，無論是強迫溥儀出任“執政”的板垣征四郎，將他誘騙出天津的土肥原賢二，還是授意他去日本“請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為曾經的陰謀與侵略行為被送上了絞刑架。

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証，溥儀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遺憾。由於那時我害怕將來會受到祖國的懲罰，心中顧慮重重，雖然我確實說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惡事實，但是為了掩蓋自己，我又掩蓋了一部分與自己罪行有關的歷史真相。”

美國記者布拉克羅在《另一個紐倫堡，東京戰犯審判內幕》一書中，描述了這樣一個“皇帝形象”：“他在以出色的表現証明他是一個精明、狡猾和大有作為的偵察大師……如果溥儀是個自由人的話，他的表演一定是令人難忘的。鑒於他所處的特殊環境，他能做到這一步已非一般人可比。”

溥儀在蘇聯又被關押了四年，新中國成立后，中蘇雙方很快達成了引渡日偽戰犯的協議，1950年8月3日，溥儀惴惴不安地登上了前往中國的列車，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將他推上行刑場，他和偽滿洲國的數十位中日“官員”一起被送入了撫順戰犯管理所進行改造。

1959年12月4日，溥儀作為首批被特赦的戰犯，獲得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