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長正在辦！”
19日，溥儀第二次上庭剛剛到場，季楠檢察長便提到了1932年的“李頓調查團”。溥儀就任偽滿洲國“執政”后沒多久，國聯便派人前去東北調查“九一八事變”后形成的“滿洲問題”，當時，溥儀並沒有做出任何針對日本人的指控。
溥儀在法庭上承認，曾經與李頓本人在長春見過一面，“我很想找個機會單獨與他談話，可事實上辦不到。我當然應該把滿洲的實際情況告訴他，但是在我的身邊和周圍，總有許多日本軍官和憲兵，借保護之名監視我，我怕向他說了，日本人將殺害我。”
根據當時的記載，在這次會面中，溥儀宣稱：“我是由於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滿洲的”，“我的國家完全是自願自主的。”
偽滿皇宮博物院研究員沈燕告訴記者，日本人始終防備著溥儀與調查團成員的單獨會面，先是拒絕讓溥儀自己去調查團下榻的賓館，后又在李頓等人來到“執政府”的時候，讓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郎與板垣征四郎在旁監視，溥儀一旦說出什麼不合時宜的話，其后果可想而知。
調查團離開后不久，作為“帝室御用挂”（日本官名，意為宮廷秘書）的吉岡安直便被調到了溥儀身邊，名為隨侍，實為監視，溥儀后來回憶，“我出巡、接見賓客、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麼人，不能見什麼人，見了說什麼話，以及出席什麼會，會上講什麼，等等，概聽他的吩咐。”
在這樣嚴密的監視下，溥儀無論做什麼，都離不開盯梢，他隻能做好一個規行矩步的傀儡。
庭上的話題轉到了偽滿洲國成立后的權力架構上，溥儀表示，雖然板垣說“滿洲國”是獨立的，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發布敕令，但是“我沒有自由”。
根據1932年頒布的《滿洲國組織法》，“執政”擁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權，第五條明確規定“執政得立法院協贊，以行使立法權”，溥儀說，那個所謂的立法院會議，一次沒有開過。
根據身邊人的回憶，溥儀剛剛當上“執政”時，在很多方面都展示了自己想要做個明君的熱情。“執政府”中的辦公樓被他引用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定名為“勤民樓”，勉勵自己兢兢業業、勤於政務。溥儀每天都是很早便來到辦公室，等待文武“大臣”前來“商量國是”。
但他漸漸發現，雖然來來往往的“大臣”數目不少，但是沒一個人是和他商量“國家大事”的，他們不是過來請安，便是放下一些禮物，掉頭就走。每當溥儀向“大臣”們詢問公事時，總是得到這樣的回答，“次長正在辦！”
溥儀對偽滿洲國實際的統治模式做了這樣的說明，“大臣都是中國人，而次長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擔任的‘總務長官’權力最大，遠在中國人擔任的‘國務總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國務院令’都在以‘總務長官’為主席、‘各部次長’參加的秘密會議裡決定，會議后，各部次長便分別開始起草有關的工作計劃，一經關東軍認可，便不改一字。”
1934年，偽滿實行帝制后，新《組織法》頒布，其中第三條規定，“皇帝為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但是溥儀表示，自己雖然“登基”了，但仍然“沒有任何權力，完全沒有權力，隻由他們奏稟一下便行了。”
沈燕告訴記者，溥儀從“執政”到“皇帝”，關東軍給他的唯一權力便是在他們擬定好的法律條文上“裁可”，溥儀在偽滿十四年，這是他僅有的與政務沾邊的活動。每年溥儀會與關東軍任命的“國軍司令官”有一兩次會見，發布的訓示都是日本人做好的空文，溥儀甚至都沒有與司令官直接對話的權限，即使交談，也隻能在日本人的監視下，使用紙筆交流。
時間久了，溥儀喪失了“勤政”熱情。據他的侄子毓喦回憶，到了后期，溥儀甚至連“裁可”的任務都搬到寢殿去做，大多數時間，他坐在恭桶上，不耐煩地將送來的文件扔得七零八落，來表達心中的怨恨。
談到委屈的傀儡生涯，溥儀突然攥緊拳頭，捶擊座位前的桌子，“十四年來，自由對我來說，不過是一場猴戲而已！”
據報載，在這天的作証中，溥儀“時而蹙緊眉頭，時而微動他的身體，有時還聲調激動，敲打著証人台，大為滿庭觀眾所注視。”
“貴人”之死
第一天作証之后，溥儀自省“自己還是太老實了”，他決定在第二次出庭時“多說一些”。
19日的庭審中，在回答完檢察官的詢問后，溥儀忽然面色悲戚：“我的愛妻譚玉齡被吉岡中將（吉岡安直）殺害了。”這樁突如其來的殺人指控讓在場的所有人都驚呆了，法庭大廳變得鴉雀無聲。
譚玉齡是溥儀在“偽滿洲國”期間所納的“祥貴人”，17歲入宮后，兩個人感情甚篤。五年后，這個身體一向健康的年輕姑娘在一場突如其來的病症中香消玉殞，年僅22歲。溥儀始終對她念念不忘，終生攜帶她當年參與選秀時的照片，照片后面，他工工整整地寫上了“我的最親愛的玉齡”八個字。
談到譚玉齡的死，溥儀攥起拳頭，捶擊著証人台，聲淚俱下，“最初，我妻子病了，請了一位中國醫生來診病，后來吉岡介紹了日本醫師，日本醫師診察之后，吉岡找醫師密談達3小時之久。那天夜裡就由這個日本醫師守護治療。本來需每小時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這一夜中醫師僅給注射了兩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經死去……”
按照溥儀的証言，譚玉齡的死源於一場陰謀。
懾於日本人的淫威，溥儀不敢要求對妻子進行尸檢，這也就讓譚玉齡的真實死因成了未解之謎。
沈燕告訴記者，溥儀的指控應該是源於動機推斷，因為溥儀久久未能生育子嗣，日本人急切地想在“皇室繼承人”上做文章，1937年便搞出個《帝位繼承法》，規定若皇帝無子，便由其弟繼承皇位。為了達成東瀛血脈對“偽滿洲國”的滲透，同年，關東軍便安排“皇弟”溥杰與日本女子嵯峨浩聯姻，又熱心為溥儀在日本尋找“嬪妃”，譚玉齡是溥儀選擇的中國姑娘，兩個人親密的感情讓日本人的算盤落了空，所以，日本方面授意吉岡暗害譚玉齡是可能的。
溥儀后來承認，在東京法庭上提到譚玉齡的疑案，這裡面有他私人怨恨的因素，但是同時，他也願意讓人們把他看做一個被迫害者。
如果說，譚玉齡的死是個疑案，那麼溥儀在庭上講述的另一樁血案便可稱為証據確鑿。
溥儀証明，1936年，身為偽滿“興安省省長”的凌升忽然被關東軍拘捕。凌升本就與滿洲皇室沾親帶故，他的兒子還剛剛與溥儀的四妹訂婚，於是，溥儀想要為親戚求個情。
但是，沒有人買“皇帝”的賬，一個關東軍軍官甚至威脅“凌升是仰仗了皇上的關系才敢肆意妄為，皇軍此舉完全是殺一儆百”。想到“殺一儆百”背后的含義，溥儀不寒而栗，隻得不再過問，趕快讓妹妹與凌家的兒子退了婚。
凌升未經公開審判，便被草草處決，根據知情人透露，原因僅僅是因為他在一次會議后對關東軍飛揚跋扈的所作所為略有微詞。
陳述到此，溥儀鬆鬆領帶，聲音帶上了哭腔：“一個省長，他們說抓就抓，說殺就殺，我作為一國之君，他們一個小小的軍官就敢對我警告通牒，可想而知，我是個什麼皇帝，偽滿洲國是個什麼國家！”
 |  |
| 相關專題 |
| · 地方要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