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關前后
根據法庭規定，証人出庭后的第一階段是直訊部分，由提証一方對証人的身份、所見所聞進行問答。
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審記錄》記載，溥儀給自己設計了這樣的開場白：“我繼位之后的第三年，1911年，國內發生了革命，一個偉大的人物孫中山先生領導國民黨，推翻了腐敗的清政府，這是一次非常進步的運動……”
一個被推翻了的前朝皇帝，稱孫中山是“偉大的人物”，用 “腐敗”一詞形容自家王朝，說中國革命是 “非常進步的運動”，這一切都成為當年報紙上的奇聞。
不過，這樣的自我剖白對審判並沒有價值，法庭的評價僅有一句“離題太遠”。負責詢問的檢察長季楠立刻拋出了關鍵的問題，“你退位后為什麼要離開天津去滿洲？”
溥儀是如何出關的，直接關系到偽滿洲國是如何成立的。
在溥儀的口中，這是脅迫和綁架下的行為：“（‘九一八’事變后）當時在天津相繼發生了種種奇怪和危險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國人的名義，送來一筐水果。打開一看，原來裡面裝的是炸彈。不久，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將軍來了，他說在天津住很危險，勸我到旅順去。實際是強制前往，我不得已才去的。”
長春市溥儀研究會副會長王慶祥說，溥儀離開天津是日本長期策劃與准備的結果，為了在侵佔東北后將溥儀誘騙到東北，各方面勢力軟硬兼施。
根據“皇姑屯事件”的策劃者河本大作后來的供詞，1929年秋，日本軍部便決定在“滿洲問題”上啟用溥儀。東北是清王室的發祥地，當地的舊王公貴族對溥儀抱有忠誠，便於控制。軍部認為，由於幼年退位，沒有強大的后台和根基，溥儀是一個易於駕馭的對象。
1931年9月22日，沈陽的槍炮聲剛剛平息，板垣征四郎在沈陽參加了關東軍的秘密會議，會上炮制出所謂的“滿蒙問題解決方案”，提出要以溥儀作為“國家元首”建立“新政權”，“領土”包括東北及蒙古，“國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國掌握。9月30日，板垣還專程派人前往天津與溥儀接觸，因為種種原因，未能成功。
這時，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土肥原賢二出現在溥儀面前。
土肥原賢二是個長期在中國從事間諜活動的陰謀家，他在各路軍閥中游走多年，致力於分裂中國的勾當，日本投降后，他作為28名甲級戰犯之一，被東京法庭批捕。
1931年3月，日本在天津設立特務機關，土肥原任機關長，那時就與溥儀多有接觸。“九一八事變”當天，土肥原被召回隸屬於關東軍司令部的奉天特務機關，成為事變核心指揮之一。10月25日，土肥原又到了天津。
對偽滿洲國的建立，溥儀其實不像他說的那樣完全被迫。在他看來，那是一個復辟清王朝的機會。在和土肥原的會面中，溥儀最關心的是“滿洲國”的“國體”，當時，土肥原賢二信誓旦旦地表示，“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在溥儀的智囊中，一直存在兩方意見，包括他的生父載灃、老師陳寶琛在內的一些人始終對日本人心存懷疑，不贊成他貿然前往東北。溥儀開始有幾分猶豫，這時，一些帶有威脅意味的“禮物”出現了，也就是溥儀在法庭上所說的“水果炸彈”。
駐在靜園附近的日本兵拿走了炸彈，第二天便鑒定它們是張學良的兵工廠生產的。數封措辭強硬的恐嚇信也被送到了溥儀的桌面上，上面的基本意思都是“如果不離開，便會有生命危險”。驚嚇之中，溥儀決定，立刻動身去東北。
其實，第二天的《北平晨報》上便有人披露，炸彈是土肥原賢二安排的。
溥儀告訴法庭，1931年冬，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見面。板垣對他說：“東三省的張學良舊政權壓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發生了種種事件，嚴重影響了日本的既得利益，為了驅逐他們，謀福於民，希望能在滿洲成立新的政權。”板垣邀請溥儀當這個“新國家”的元首。
季楠問：“你答應了嗎？”
溥儀說：“我拒絕了，因為板垣希望新政權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儀當時確實拒絕了板垣，卻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根據溥儀的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會見板垣》一節，板垣告誡溥儀，“這不是大清帝國的復辟，這是一個新國家，由五個主要民族組成，即滿族、漢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鮮族。”溥儀發現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龍廷，便表示了反對意見。
但是沒過多久，他就屈服了。
溥儀是這樣解釋自己的轉變的，“我是真心想拒絕的。然而，一則有板垣用武力威脅，二則有我的顧問們以生命危險為理由勸我答應，三則因我已處在旅順也就被日本握在手中了，還有什麼話可說！一旦拒絕日本勢必殺我滅口。實在因為不得已，我屈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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