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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作的歷史性貢獻

陳群 高長武

2013年11月28日11:02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四、在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基礎上,及時把黨的工作重心向社會主義建設轉移,以蘇為鑒,結合中國實際,制定和提出了一系列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方針政策,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方面取得初步成果。

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我國階級關系和政治形勢發生根本變化,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國內條件已經具備。同時,國際形勢總體上趨向緩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方興未艾,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在引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思想混亂的同時,也客觀上推動了各國馬克思主義政黨破除對蘇聯經驗的迷信、探索適合本國情況的革命和建設道路的進程。這些變化為我們黨思考和探索怎樣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

黨中央審時度勢,1956 年,果斷開始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上來。然而,當時還存在不少阻礙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沒有主動,在工業方面沒有主動。……經濟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版,第469 頁。)

這裡所說的“在知識分子問題上沒有主動”,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指,當時掌握現代科學知識、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知識分子匱乏,束縛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展。因此,1956 年新年伊始,黨中央就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代表黨中央作了專題報告,不僅明確指出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62 頁。) , 而且提出了“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問題,認為“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81 頁。),因此,必須制定正確的知識分子政策,最大限度地調動和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確定正確的科技發展方針,提高我國科技水平。這表明黨對知識分子問題的認識有了質的飛躍。

為進一步調動知識分子積極性,繁榮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1956 年4 月,毛澤東明確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一方針一經提出,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和積極擁護。“雙百”方針有利於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也有利於團結廣大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服務,加強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如果“不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要僵死起來,馬克思主義要衰退,隻有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意見表達出來, 進行爭辯,才能真正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辯証唯物主義”(《鄧小平文選》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272 頁。) 。

工業(經濟)問題上“沒有主動”的狀況怎樣改變呢? 1956 年2 月至4 月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分別約集多個經濟部門的負責同志座談。在系統調查和充分討論的基礎上, 毛澤東集中大家的意見,形成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對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建設中重工業與輕工業、農業,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等十個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並提出了許多不同於蘇聯的符合中國實際的新方針。對此,毛澤東曾總結說:“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 《論十大關系》的發表,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比較系統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始。

所有這些黨在科學文化和經濟建設方面的新方針,都為八大的召開作了重要准備。1956 年9 月,黨的八大召開。會議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國內階級關系的變化及由此帶來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明確指出,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基本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 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在此基礎上,會議明確提出黨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版,第341—342 頁。)。

為完成這個任務,會議提出了許多新的具體方針政策。經濟建設方面,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經濟體制方面,肯定了陳雲在發言中提出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思想,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作為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 (參見《陳雲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第13 頁。) 政治建設方面,提出進一步擴大人民民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適當調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職權,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國家法制,等等。科學文化方面,再次強調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方針,提出確立文化教育事業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地位。黨的建設方面,通過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提出了黨在成為全國執政黨后加強黨的建設的必要性及主要方針﹔ 強調必須堅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組織原則, 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決定進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嘗試和探索。祖國統一方面,首次在黨的正式文件中明確提出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我們願意用和平談判的方式,使台灣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后。”(《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第255 頁。)

八大制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正確路線,提出了許多富於創造精神的新方針和設想。這是黨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取得的初步成果,對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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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吳思瑤、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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