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群 高長武
五、沿著八大確定的路線,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繼續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雖然其間遭受了嚴重挫折,甚至犯了“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但總能不斷發現並嘗試糾正錯誤,使社會主義建設得以在曲折中前進,也為社會主義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
根據八大確定的路線,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開展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當時對我們黨來說,還是一個新課題,沒有多少經驗。因此,著手研究和解決這一課題,是從分析和思考包括我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開始的。
當時國際共運界接連發生了幾件重大事件,前有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后有波匈事件。這些事件引起了國際共運界的思想混亂,同時也暴露出社會主義國家建設過程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在此背景下,1956 年下半年,我國一些地方也出現了由於生產、生活資料供應緊張而誘發社會不安定的情況。國內外出現的這些新問題,引起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深入思考。毛澤東認識到, 要根據波匈事件的教訓好好總結一下社會主義究竟如何搞法。矛盾總是有的,如何處理這些矛盾,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參見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 中蘇關系回憶錄》(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版, 第59 頁。)
毛澤東和黨的其他領導人一起對此進行了認真研究,創作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名篇,創造性地提出了正確分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統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內部不同性質矛盾及如何處理這些矛盾的理論。其主要觀點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應該成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隻有正確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才能團結全國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思想的提出和宣傳,為統一全黨認識、解決當時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精力建設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指導,為隨后展開的全黨整風作了思想准備。
在分析波匈事件及國內出現不安定情況時,毛澤東等認為,共產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等不良風氣,是一個重要原因。基於此,1957 年4 月,中央發出指示,旨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在全黨展開。關於整風運動要達到的目標,毛澤東作了這樣的構想: “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於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 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 年版,第543 頁。)
整風運動開始后,廣大干部群眾積極響應,提出了許多批評和建議。應該說,這些批評和建議,絕大多數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有利於改進黨的工作。但是,極少數人乘機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攻擊,甚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要求與共產黨“輪流坐庄”。這是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始料不及的,引起了他們的高度警覺。1957 年6 月上旬,中央發出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本來,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潮,反擊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揭露和粉碎他們的不良企圖,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但復雜情況的出現使毛澤東等對當時階級斗爭形勢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和判斷,導致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特別是改變了八大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隨后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重新強調在社會主義建成之前,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成為之后黨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屢犯錯誤以致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路線的理論根源。
與此同時,毛澤東等在把握經濟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上也出現失誤,發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這兩個運動使國民經濟遭受了嚴重挫折,給國家和人民帶來重大損失。這完全出乎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意料。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初衷, 主要是為了盡快改變我國貧窮落后的面貌, 實現國富民強和社會公平。毛澤東當時的一句話最能說明這種心態:“中國經濟落后, 物質基礎薄弱,使我們至今還處在一種被動狀態,精神上感到還是受束縛,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勁。”(《毛澤東文集》第7 卷,第350 頁。)陳雲1962 年在談及當時的困難時也說:“一般說是好人好心做了錯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 心是好心,就是做錯了事。”(《陳雲文選》第3 卷,第199 頁。)
面對事與願違的困難局面,毛澤東等進行了反思,先后召開多次會議,嘗試糾正“左” 的錯誤,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的方針,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好轉,同時,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形成了若干條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比如,在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任務,要經過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國民經濟要有計劃按比例發展,搞好綜合平衡﹔發展商品生產, 實行按勞分配,按照價值規律辦事﹔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系統正確的調查研究是作出正確決策的前提,等等。
從八大召開到“文化大革命”爆發前的十年,是黨領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在曲折中發展的十年。期間雖然遭受過嚴重挫折,卻依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后來的現代化建設所依賴的物質技術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期間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等方面的業務骨干及其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這期間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段時期黨和國家工作的主導方面。
由於“左”的錯誤長期沒有得到根本糾正,終於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發。盡管這是一場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但此間的探索也不是漆黑一片,社會主義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建設還在進行,並取得了諸如氫彈爆炸成功、人造衛星上天、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籼型水稻育成推廣等成就。作為發動者和領導者的毛澤東,雖然一直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干部和黨外人士,使一些負責干部重新回到領導崗位,在一定時段內對國民經濟進行整頓。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這些都對后來順利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同時也要看到,搞“文化大革命”, “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 第346 頁。) 。從辯証的角度看, 曲折和失誤並非一點積極意義也沒有。正如鄧小平所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 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2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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