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作的歷史性貢獻

六、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先后提出和實施不同側重點的外交戰略，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粉碎了一些國家的戰爭威脅和戰略包圍，維護了我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爭取了一個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

新中國成立前夕，在謀劃新中國外交戰略時，毛澤東和黨中央提出了“一邊倒”即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戰略。採取這一戰略，有其歷史必然性。在美蘇矛盾逐步加劇，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形勢下，中國不可能完全置身其外，就像毛澤東所說： “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毛澤東選集》第4 卷，第1472—1473 頁。) 從民族情感上說，新中國是不可能倒向長期欺凌我們的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而且，在當時情況下，蘇聯是世界上唯一能夠真正尊重新中國並真誠為新中國提供援助的國家。實行“一邊倒”，並非放棄原則投靠蘇聯， 中國在同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交往中依然堅持了獨立自主的方針。

在“一邊倒”外交戰略的大框架下，毛澤東和黨中央在對外關系上採取了一系列具體步驟。一是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的決策，派志願軍入朝鮮作戰。二是派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積極斡旋，推動朝鮮半島和印度支那半島的緊張局勢趨於緩和。三是首先提出並和印度、緬甸等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努力與周邊一些國家解決邊界糾紛等歷史遺留問題， 實現睦鄰友好。四是組團參加亞非會議，提出“求同存異”原則，得到許多國家的理解和尊重。五是著手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系， 與之發展貿易和文化往來。這一系列外交決策，為國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

20 世紀50 年代末到60 年代末， 國際局勢動蕩，世界各種力量分化重組，中國面臨來自多個方面特別是美國和蘇聯的壓力和威脅。在這期間，美國依然採取與中國為敵的外交政策，加強對台軍事援助，隨后又發動侵越戰爭﹔中蘇關系急劇惡化，蘇聯陳兵百萬威脅中國。

毛澤東和黨中央適時把外交戰略調整為“兩面出擊”，同時反對美蘇霸權主義。針對美國插足台灣問題、國民黨部隊襲擾大陸的情況，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炮擊金門的決定，隨后兩次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申明和平解決台灣的方針，揭露美國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針對美國發動侵越戰爭，中國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援助。毛澤東還敏銳地看到了美國搞“和平演變”的另一手：“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毛澤東著作專題摘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版，第1140—1141 頁。)同時，針對蘇聯的老子黨作風和大國沙文主義行徑，毛澤東和黨中央也作出了針對性部署和還擊。“兩面出擊” 的戰略，雖使中國陷入與美蘇同時抗衡的不利局面，但也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維護了中國的民族尊嚴和利益，向世界表明了新中國不畏強權、反對霸權的信心和決心， 贏得了世界的尊重。

針對美蘇兩國爭霸的局面，毛澤東再次重申並完善了“中間地帶”理論。在他看來， 中間地帶有兩個，一是亞非拉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二是歐洲、加拿大、日本、大洋洲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要依靠第一中間地帶國家，爭取第二中間地帶國家，共同反對美蘇霸權主義。據此，中國一方面明確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並與其中許多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加強互助合作。另一方面，努力加強同西歐、大洋洲和日本的關系，特別是與法國的正式建交，開啟了與西方大國正式建交的進程。這些舉措不僅有利於打破美國封鎖和蘇聯包圍，而且也為贏得更多國家的尊重和支持、為日后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打下了堅實基礎。

20 世紀60 年代末到70 年代中期，國際形勢發生了新變化。越來越多的亞非拉國家獲得民族獨立，並形成一股獨立的政治力量， 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隨著歐共體的成立，歐洲各國在國際舞台上開始聯合起來表達自己的聲音﹔日本自1968 年起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美蘇爭霸格局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態勢。

1969 年初，尼克鬆就任美國總統，並利用中蘇珍寶島沖突的機會向中方陸續作出改善兩國關系的姿態。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敏銳地捕捉到了這種變化，果斷決定打開中美關系僵局、擺脫與美蘇同時對抗的不利局面。1970 年底，毛澤東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轉告美方：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 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參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28 頁。) 經過接觸和准備，1972 年2 月，尼克鬆正式訪華，毛澤東、周恩來同他進行了會談。隨后，中美雙方發表《中美聯合公報》。這標志著中美關系開始走向正常化。盡管不少問題還有待此后逐步解決，但中美關系的突破是新中國打開全新外交格局的必要前提。毛澤東曾形象地說： “中美關系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下）， 第1640 頁。）

果然，中美關系的緩和在國際上引起了連鎖反應。20 世紀70 年代初，中國與日本等一大批國家建交或實現外交機構升格﹔而且在此期間，通過不懈努力，第26 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了新中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

在新中國外交新局面初現的時候，毛澤東對外交戰略作了進一步思考，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1974 年2 月，他在會見外賓時，第一次提出了這一思想。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 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澤東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 第441—442 頁。）在這一思想指導下，黨中央對外交方針作了一系列調整，確立了以反對霸權主義為核心，維護世界和平為目的，積極改善同第二世界關系，聯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外交方針。實踐証明，“三個世界” 戰略思想的提出意義重大。恰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於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 對於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鄧小平文選》第2 卷，第160 頁。）

縱觀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中國外交領域的探索歷程，雖然在一些階段上對國際局勢和戰爭危險作了過於嚴重的估計， “文革”期間外交領域受到“左”的錯誤的沖擊，但是任憑國際風雲變幻，始終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取得了外交戰線的諸多成就，既維護了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提高了國際地位，又為國內建設提供了有利的國際環境，保障了國民經濟的發展。這些成就為改革開放后外交工作新局面的開創打下了重要基礎，提供了寶貴經驗。

總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貢獻。改革開放以來， 我們黨能夠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正確道路，是以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人民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取得的經驗教訓為基礎的﹔今天我們能夠取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也是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此前30 年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為基礎的。抹殺和否定了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歷史貢獻，改革開放后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喪失了本源和基礎，也就必然導致對社會主義制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否定。誠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 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這兩個歷史時期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人民日報》2013 年1 月6 日。）

〔作者陳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副主任、編審﹔高長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北京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