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埔軍校最受歡迎教官高語罕的悲情人生

黃埔軍校最受歡迎的教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會議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在共產黨人提議下，國共兩黨於1924年5月在廣州附近的黃埔島上合作創辦了在中外軍界享有“中國西點”盛譽的“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也即后來的黃埔軍校。當時，黃埔軍校聚集了國共兩黨的一大批風雲人物，高語罕也是其中的一位。

此時，受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聘請，高語罕被黨派至黃埔軍校擔任政治總教官，教授《政治學概論》。文史學家張衛強曾記述了高語罕在黃埔軍校課堂上的一次精彩講演：“（高語罕語）同學們都是風華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沒有對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學生時代的經驗，用文言文寫愛情信，不如用白話文寫愛情信，這是最能表達內心情感的，諸位努力吧！”這番道理講得通俗、風趣，再加上高語罕為人十分和藹，遂被譽為“最受學員歡迎的政治教官”。

1926年1月16日，高語罕應邀出席國民黨二大，並被中共中央指定為中共出席二大的黨團書記。當時，針對廣州的現實情況，高語罕曾提出了純潔革命陣容、改造整個社會制度的問題，他在一次集會上說：“改造整個社會，不是光靠打倒幾個人就行了。我們目前是要打倒北京的偽執政段祺瑞，但如果不注意肅清我們陣線內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思想，南方恐怕也會出現段祺瑞。蔣介石倘若有反革命的思想和行為，我們也會以對待段祺瑞的態度對待他，打倒他。”蔣介石聞知后，曾咬牙切齒地對親信說：“高語罕罵我是段祺瑞，要好好對付他們。”

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並以此為借口調動軍隊宣布戒嚴，逮捕中山艦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扣留中山艦及其他艦隻，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廣州東山的蘇聯顧問所，驅逐了黃埔軍校中及國民革命軍中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員。對於蔣介石此行為，高語罕予以強烈譴責，遂與惲代英、鄧演達、張治中一同被蔣斥為“黃埔四凶”，下令逮捕。

此后，高語罕轉赴上海，1927年3月又追隨陳獨秀赴武漢，任《漢口民國日報》社社長，並任在武漢成立的安徽黨務干部學校校長。3月23日，蔣介石來到安慶，指使國民黨右派利用流氓打手制造了安慶“三二三”反革命事件。

高語罕對此極為憤怒，他隨即以《反對與打倒》為題，在3月27日的《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社論，揭露蔣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號召人們反對個人專政、以黨治軍、摧毀農工運動的蔣介石。4月初，高語罕出席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安徽省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執行委員。會后，在其指導下，揭露蔣介石在安慶反革命行徑的《三二三事變宣傳提綱》刊行於世。此后不久，高語罕又擔任以張發奎為總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秘書長。

4月3日，兩名日本水兵乘人力車到漢口日租界南小路日本酒店門首下車，因付車資太少與車夫劉丙戍發生沖突，車夫身受重傷，路過的一名中國工人不平，上前援助車夫，日本水兵竟抽刀將其刺死。一時間激起民憤，人們將前來援助的日軍擒獲6名，加上4名日商，一起送往省總工會。日本領事聞訊后急調停泊在江上的水兵登陸，以機關槍掃射我國民眾，制造了10人死亡、8人重傷、數十人輕傷的四三慘案。

慘案發生后幾小時，高語罕即為《漢口民國日報》撰寫《這叫做“親善”》社論，嚴厲抨擊作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暗中勾結的行為，呼吁武漢市民立即組織“四三慘案”行動委員會，團結一致，與國內外反革命勢力堅決斗爭。

短短數日內，高語罕連續在《漢口民國日報》上發表《蔣介石的試金石》、《不能再遲疑了》等數篇反蔣文章和社論，鼓動武力討伐蔣介石。4月22日，他又與40名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於《漢口民國日報》發表聯名討蔣通電。當時，共產黨員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委的共有4名：3名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譚平山、楊匏安、吳玉章，再就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高語罕。

1927年7月15日，寧漢合流后的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血腥大屠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至此全面失敗。高語罕對汪精衛的罪行極為憤怒，他隨即於當月下旬參與發動南昌起義的聯絡准備工作。

當時，中共所掌握和影響的主要武裝在“東征討蔣”的口號下，已向九江、南昌一帶集結。在部隊東進途中，高語罕不斷向官兵揭露蔣、汪面目，宣傳國民革命的目的，以及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反軍閥、建立工農民主政權的主張。高語罕還以他中央委員、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的身份積極聯絡張發奎、黃琪翔、賀龍等將領，爭取擴大反蔣反汪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