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后期圖書恢復出版紀事

幾起幾落，“文革”前后毛澤東、周恩來關注古籍圖書“二十四史”、《清史稿》的整理點校工作

在“文革”期間，破“四舊”的政治風暴席卷整個中國。中國出版業除了領袖著作和關於儒法斗爭等配合“形勢”的出版物外，其他能夠出版的古籍圖書寥寥無幾。但是，有一項巨大的歷史文化工程，卻是在這一階段進行的，這就是中華書局整理點校的“二十四史”、《清史稿》。

這項巨大的文化工程，實際上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開始全面實施，並在“文革”中延續進行的。

1954年11月，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成立了標點《資治通鑒》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委員會。范文瀾、吳晗為召集人，翦伯贊、侯外廬、向達、尹達、劉大年、黎澍、金燦然、王崇武、顧頡剛等為委員，並組織了一大批學者整理點校。

標點《資治通鑒》，王崇武為召集人，顧頡剛為總校對。參加標點的有聶崇岐、齊思和、張政烺、周一良、鄧廣銘、賀昌群、容肇祖、何茲全。1955年底，標點工作完成。古籍出版社於1956年6月出版。此后轉由中華書局出版，成為今日流行的定本。

1958年9月，顧頡剛接受中華書局的邀約，標點《史記》，並加以校勘。是年9月13日，范文瀾、吳晗、尹達、侯外廬、金燦然、張思俊開會討論此事。其間，大家經過研究，后經吳晗、齊燕銘、金燦然等商量，將點校工作

由“前四史”擴大為整個“二十四史”。此舉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

一開始標點《史記》，是准備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他們選了金陵書局本做底本，此底本是清代張文虎校勘的。他寫了五卷《校勘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有50萬字。本來准備附在《史記》后做校勘記，但因時間太緊，最后沒有出版。所以，《史記》是唯一出版時沒有校勘記的點校本。

1958年底點校完畢，1959年9月點校本《史記》由中華書局出版。

至“文革”爆發前，“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得以標點出版。

“文革”開始后，顧頡剛的學術研究被迫中斷，點校工作也因此停頓。

1967年4月20日，中華書局革命委員會奉戚本禹“抓革命、促生產”之命，又以10人設業務小組，重整故業，繼續點校“二十四史”（約計4500萬字），計劃組織社內40人及社外30人辦理，限一年之內完成點校250萬字的《舊唐書》和整個“二十四史”的點校出版工作。於是，中華書局重新啟動“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因受“左”傾思潮影響，規定點校工作承擔有批判帝王將相的政治任務。他們另制訂了一些凡例，甚至認為標點也有階級性，要用標點為武器，批判帝王將相，偏離了學術工作的方向。盡管不到半年就結束了，時間很短，但對“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破壞極大。

進入20世紀70年代，由於毛澤東、周恩來的過問，點校工作得以繼續。1971年4月，全國出版會議在北京召開，“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重新啟動。其間，由於毛澤東對歷史的偏愛，姚文元再次提出標點“二十四史”的建議，以“作為研究批判歷史的一種資料”。周恩來在姚的信上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在階級觀點問題上，周恩來說：“不要搞這個了吧，標點隻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麼能體現點校者的階級觀點？！”周恩來對“二十四史”、《清史稿》的編輯整理工作給予了許多具體指示，甚至拖著病體親自閱稿。

4月7日，國務院辦公室主任吳慶彤及國務院出版口、中華書局領導並學部軍宣隊領導來到顧頡剛家中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

4月29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標點印行會議召開。5月中旬，毛澤東批准了此次會議所擬訂的工作計劃。

當時，因顧頡剛年高體弱，以后整個“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組都由白壽彝任組長，趙守儼、吳樹平任副組長，由唐長孺、王仲犖、翁獨健、鄭天挺、陳述、王毓銓、鄧廣銘等史學專家分工合作完成。《清史稿》由羅爾綱、啟功、王鐘翰、孫毓棠分任點校。經京、滬兩地前后80多位專家學者共同努力，“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於1973年底點校完畢。1978年春，點校本由中華書局全部出齊，共計3758卷、3800萬字，單行本分訂299冊。

1975年10月，周恩來在病重期間，向國家文物局和北京圖書館（后改稱中國國家圖書館）提出，應盡快把全國古籍善本總目編出來。但在當時情況下，這一指示沒有得到落實。1977年春“文革”剛結束，國家文物局即遵照周恩來生前指示，著手布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的編纂工作。其后歷時18年，約集眾多學者，從近800多個藏書單位，採輯我國傳統善本書目6萬多條，計13萬部，按經、史、子、集、叢五部分類，陸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收書規模之大，是中國歷代所編古籍善本總目所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