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后期圖書恢復出版紀事

洋為中用，周恩來解放內部書和內部書的出版

在“文革”期間，文化生活中存在一種十分奇特的現象，按級別分配內部書。某些書“限省軍級”，某些書“限地師級”，似乎級別越高，保險系數越大，而真正需要它們的研究機關和科研工作者，卻常常望書興嘆。據有關資料表明：從1975年到1977年，北京各出版單位內部發行的圖書就近1500種，有的出版社50%以上的圖書都是內部發行。

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曾兩次較大規模地出版過內部讀物。

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蘇論戰期間，為了使各級干部在“反修斗爭”中擴大視野，由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有計劃地出版了一批介紹國際共運中各種思潮流派或稱“修正主義”思潮及他們認為有助於了解蘇聯修正主義、西方資本主義的著述及文藝作品。

第二次是20世紀70年代初期，隨著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中蘇關系緊張，而中美關系開始解凍，開始舉辦《摘譯》(1973—1976)，介紹國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潮及文藝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參閱和批判”的蘇修理論和文藝作品，以及和中美關系有關的歷史傳記等。中國出版界知識分子抓住了這一天賜良機，去盡可能地譯解異域文化。

1973年4月，周恩來接見訪日代表團的全體代表，問榮毅仁、王芸生等人是否看過《阿登納回憶錄》，他們回答說看不到，有些內部書是孩子從同學家裡借來看的。周恩來表示歉意地說：你們將了我們的軍，我們黨內看到的書你們看不到，發行面太窄了。內部書你們都可以看。

周恩來接著說：告訴出版口趕快把《阿登納回憶錄》《戴高樂回憶錄》印出來。周恩來還指示出版口改進內部書的發行辦法。5月21日，出版口領導小組向國務院寫了請示報告，擴大了內部書的發行范圍，改進了供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