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這是一個極端緊張而又關系到全軍團大局的軍事行動”
1934 年7 月23 日，正是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屢戰不利之時，中央軍委給湘贛省委來電指示：“中央書記處及軍委決定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來電還闡述了軍委這一決定的目的：紅六軍團去湖南中部積極行動，將迫使湘敵不得不進行戰場上和戰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壞其逐漸緊縮中央蘇區的計劃，以輔助中央蘇區之作戰﹔這一行動，還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紅六軍團有生力量。電報還就這次行動的組織領導，作了規定：“（任）弼時同志及部分的黨政干部應准備隨軍行動，弼時即為中央代表，並與蕭克、王震3人組織六軍團的軍政委員會，弼時為主席。”
中央軍委既然有命令，蕭克等人立即進行了轉移的准備工作。8月7日下午3 時，全軍約9000人，由江西遂川的橫石出發，踏上了西進的征途。經日夜兼程行軍，連續突破敵人四道防線，於11日中午到達了湖南桂東縣的寨前圩。12日，在寨前圩召開了連以上干部的誓師大會，慶祝突圍勝利。根據中央軍委指示，由任弼時正式宣布成立紅六軍團領導機關，蕭克為軍團長兼紅十七師師長，王震為軍團政委兼紅十七師政委。
蕭克用兵靈活機動，轉戰於湘、桂、黔三省之間，忽東忽西，行動靈活，使敵人難於琢磨。何鍵曾無可奈何地說，紅軍“時而聲東擊西，行蹤飄忽，作圈子策”，“我十五、十六師跟蹤追逐數千裡”，“軍隊疲於奔命”，他還破口大罵其部下無能。
10月初，紅六軍團進入貴州石阡縣境。就在這時，敵軍頻繁調動，以近24個團的兵力對紅軍實施大包圍。蕭克等人沒有察覺湘、桂、黔敵的聯合“圍剿”部署，紅六軍團一度陷入絕境。7日拂曉，紅軍准備到石阡縣的甘溪大休息，然后越過石阡、鎮遠大道，向江口地區開進。哪知上午10時許，紅六軍團與強敵發生遭遇戰，敵眾我寡，被迫向西在石阡、鎮遠、余慶、施秉、黃平一帶盤旋行動，一時間地形、敵情、社會情況和供應等都處於不利的地位。更可怕的是，在桂、黔敵軍24個團的重圍之中，紅六軍團先后被截為四段，減員很嚴重，部隊常在懸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隊一天一頓稀飯，赤腳行軍。蕭克回憶說：“這是我軍旅生涯中最困難的時刻！我當時已意識到戰略形勢很不利。如果不脫離這個地區及強敵的包圍，就會陷入極為危險的地步。我除了與任弼時、王震等一起注意全軍行動方向和行軍組織及后勤外，更注意的是想法脫出危險的戰略處境。”
任弼時看出了蕭克的緊張情緒，問他：“怎麼樣？”
蕭克堅定地說：“堅決向東去，脫離這個地區，爭取主動。”
滄海橫流，更顯英雄本色。一天下午，經過與敵巧妙周旋，蕭克指揮紅六軍團終於挺進至石阡至鎮遠間敵之封鎖線上，一舉擊潰了敵之巡邏警戒部隊，佔領了東去江口的路口。蕭克當時最大的顧慮，是敵人控制這個路口，堵住紅軍東去之路，這樣紅軍就得回到原來不利的戰略地區。幸好，這個路口紅軍及時控制了，並在當地老獵戶引導下，深夜進到一條人跡罕見的谷澗水溝（貴州稱為夾溝），從溝底魚貫而東。這時，南面的湖南軍閥部隊，北面的桂系軍隊早已發現了紅軍主力。將近黃昏，敵人從南面進攻，黃昏后北面也打響了，形成了南北夾擊。這時，除警戒部隊外，紅六軍團陸續東去下到夾溝。蕭克親自站在路口指揮部隊行動，午夜絕大部分過去了，他又令兩側掩護部隊，撤到路口改為后衛，隨大部隊跟進。“天亮，我與后衛一起出了夾溝，看到了正在東升的太陽，才鬆了一口氣。這是一個極端緊張而又關系到全軍團大局的軍事行動。直到現在，一經憶起，心膽為之震驚。”
1934年10月24日，紅六軍團抵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賀龍指揮的紅二軍團勝利會師。“我們兩個軍團會合的時候，二軍團有4000多人，六軍團有3000多人。”這兩個軍團聯手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又一起進行了艱苦的長征。
1936年7 月2 日，紅二、六軍團到達四川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大會師。5 日，按照中央軍委的命令，紅二、六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蕭克為副總指揮。10月，蕭克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軍長，達到了他紅軍生涯的頂峰。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蕭克擔任八路軍一二O師副師長，揮戈北上，奔赴偉大的抗日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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