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開國上將蕭克，從農家子弟成長為一代名將，而10年紅軍戰爭，是蕭克上將軍旅生涯的重要階段：在踏遍萬水千山的長期轉戰中，他鍛煉成長起來，擔任過紅一方面軍的軍團長、紅二方面軍的副總指揮、紅四方面軍的王牌軍長，相繼在三大主力紅軍擔任要職。
“我在‘鐵軍’的戰斗和生活，對我治軍、用兵影響極大”
1927年6月中旬，在北伐奉系軍閥回師武昌途中，蕭克在河南許昌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1日，作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二十四師（師長葉挺）七十一團二營四連代理連長，蕭克參加了震驚中外的南昌起義。起義領導人組織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決定實施佔領廣東重新北伐的預定戰略。第十一軍（軍長葉挺），是由北伐軍中號稱“鐵軍”的第四軍一部擴編的，南下廣東期間連番惡戰，在江西會昌迭克強敵，自然而然也贏得了“鐵軍”美譽。不過，“8月的江西，多晴少陰。從南昌出發十多天了，就沒遇到一個陰雨天，火辣辣的太陽總是高懸中天，連一絲雲彩的遮擋都沒有。頂著驕陽行軍，人昏沉沉的，由於出汗過量，腿腳也有些發軟”。因此，第十一軍的士氣不能不受到影響，逃亡現象非常普遍。這時，蕭克的治軍能力得到了鍛煉：“那時，在整個起義軍中，我們七十一團二營四連是保持戰斗力比較好的連隊之一。我這個連開小差的少，生病的也少。從南昌出發時，全連共有110人，到汀州時有八九十人，到廣東后還有七十幾人，保留了近三分之二。我這個連的班排長、司務長、通信員等骨干都是廣東人，他們願意回廣東，情緒高，斗志旺，帶動了部隊。除此之外，我覺得在管理和教育方面，也有些經驗可以總結。比如，注意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工作。我雖為連長，……對政治工作也重視。從南昌到撫州途中我連指導員李亭林跑了，我就兼做指導員的工作。從南昌出發時，我收集了不少革命委員會的文件、傳單、布告等，經常帶在身上，早晚點名、行軍途中常拿出來講一講。當時，我看到革命委員會的布告中，有宋慶齡和鄧演達的名字，就向部隊說：‘孫中山的夫人宋慶齡也參加了南昌暴動，跟我們一起南下了。還有咱們的總政治部鄧演達主任（鄧是北伐軍的總政治部主任）也來了。他們同我們一起打回廣東，再次北伐，實現總理的遺願。’其實，宋慶齡和鄧演達有沒有跟我們一起南下，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當時，孫中山在部隊中威信很高，我這麼一宣傳，對連隊影響很大，士兵們的情緒高漲，開小差、逃跑的少了。”“在部隊管理方面，我花了很大精力抓伙食。我認為，部隊暑天長途行軍，又不能經常休息，隻有把伙食搞好，保証部隊吃飽、吃好、又衛生，才能保持體力，減少疾病。……最重要的是不能缺糧，到駐地現購買，有時買不到，就會餓肚子。我們寧可累一些，行軍都背著米，帶著伙食擔子，部隊一停下來，就燒開水、做飯。一路上，很少挨餓。”
9月間，起義軍在福建汀州停留期間，蕭克還參加了一次第十一軍共產黨員大會。“記得是晚上開的，有一兩百人，擠在一間庭堂裡，中間擺張桌子，當做主席台，桌上放盞馬燈，光線不強，看不清人臉。”但是，當會議主持人請葉挺講話時，蕭克的雙眼立刻聚集在他身上，生怕漏掉一個字。葉挺主要講了戰爭形勢，擲地有聲地說：“在會昌的兩仗都打好了，打敗了兩個強敵，說明我們還是鐵軍。”講話中，他也講了紀律問題：“軍隊就得有紀律，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鐵軍，更要有紀律。”他批評了一些黨員在戰斗中表現不大好，還不如非黨員勇敢。講到這裡，他顯得很激動，提高了聲調，幾乎是吼起來：“共產黨員是什麼？就是帶頭兵，是榜樣！就要比別的人勇敢，打仗沖在前，退卻走在后，沒有這點精神，還叫什麼共產黨員？”
葉挺的這番話，深深震撼了蕭克，也說到了他的心坎裡。兩次會昌戰斗，正是蕭克身先士卒，充分發揮了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才讓四連始終保持了昂揚的精神面貌。在他漫長的軍旅生涯中，蕭克常常會想起葉挺這番話，並把它作為自己治軍、用兵的座右銘。
1927年10月初，南昌起義軍兵敗流沙，起義領導人分頭疏散，第十一軍也土崩瓦解，蕭克遇到了軍旅生涯中最黯淡的時刻：“我這個連還剩下約20個人。到處亂哄哄，群龍無首，兵荒馬亂。”很快，他們都被俘虜了，相繼關押在潮陽、汕頭。由於葉挺是李濟深舊部，李為籠絡人心，蕭克等並沒有遭到迫害。關了一個月左右，敵人就把蕭克等人遣散了。
晚年回憶往事，蕭克由衷地說：“南昌起義軍南下廣東期間，我在‘鐵軍’的戰斗和生活，對我治軍、用兵影響極大！”
無疑，南昌起義的失敗及“鐵軍”的渙散，也是他汲取經驗、教訓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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