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為何一再挨批受貶

瞿秋白與張國燾在中共六大上發生激烈爭論，給共產國際的“指導機關工人化”提供了新的口實

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黨內從上到下，出於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憤怒，革命急性病迅速膨脹，使黨內“左”傾情緒很快蔓延開來。所謂“‘左’是站著斗，右是跪著降”的說法，廣為流行。加上中央對形勢的判斷嚴重偏離實際，認為當時中國革命仍然處於高潮階段，而且還在“不斷高漲”。瞿秋白不但連續撰文為之推波助瀾，而且在他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一再討論和強化這個錯誤的指導思想。

1927年11月9日，由瞿秋白主持召開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羅明納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認為國民黨統治已處於崩潰的邊緣，現時全中國是直接革命的形勢。因而，會議制定了組織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要求農村暴動和城市暴動相結合，並以城市暴動為“中心及指導者”，從而使“左”傾盲動主義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給革命事業造成了許多損失。中央部署發動的兩湖暴動、廣州暴動和上海暴動相繼失敗。包括張太雷在內的一批黨的重要骨干犧牲了，大量黨的領導機關被破壞，參加暴動的工人、農民死傷嚴重。血的教訓，使中央領導開始注意到防止暴動中的盲動主義問題。

從1928年1月12日的《中央通告第28號———論武裝暴動政策的意義》發布起，中央開始糾正暴動中的“左”傾盲動錯誤。4月30日，中央發出接受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的第44號通告，“左”傾盲動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結束。與此相關，瞿秋白在中共中央一把手位置上的時日，也行將結束。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直接指導下，中共六大於莫斯科郊外召開了。在這次大會上，瞿秋白身為上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和“左”傾盲動錯誤的主要責任人，既是大會籌備和召開的主要組織者與主持者，又是大會的主要批評對象，以至被解除（表面上是落選） 黨內最高領導職務。

促成瞿秋白政治命運發生如此變化的根源，在於共產國際。一方面，就像對大革命失敗的追責，必然導致陳獨秀的下台一樣（當然，其中也有陳不聽共產國際指揮的因素），追究“左”傾盲動錯誤給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造成的危害之責，瞿秋白自是難辭其咎。

中共六大開幕前，瞿秋白等先后同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和聯共（布） 領導人斯大林，就有關問題進行了接觸。斯大林明確告訴瞿秋白，中國革命目前還不是高潮，隻有當革命發展到已有勝利可能時，才可以說達到了高潮。在接下來的部分中共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舉行的政治談話會上，瞿秋白卻依舊不承認自己對形勢判斷有誤。他明確表示，不理解斯大林對高潮問題的解釋。他確信，中共中央此前在原則上並無錯誤。在中共六大的發言中，他繼續堅持這些觀點（他因此受到中央其他同志和代表異口同聲的批評）。

在會上，被視為機會主義代表的張國燾，跟被視為盲動主義代表的瞿秋白多次發生激烈爭論，大有無休無止之勢。這逼得布哈林出面制止，“就是你們這兩個大知識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來代替你們”。張、瞿的對立，給其他代表造成了不良影響，又給了共產國際“指導機關工人化”以新的口實。

就在張國燾和瞿秋白鬧得不可開交之時，向忠發這匹工人出身的黑馬騰地躍起，奪人眼目。過去總說他四肢發達、頭腦簡單，但他在莫斯科的種種不俗表現，証明他不但有頭腦，而且有心機。例如，在上述政治談話會上，他的發言異常謙遜，自謂離開中國很久（1927年10月，他就受派前往蘇聯，參加俄國十月革命十周年慶祝活動，后來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並參加中共六大籌備），對很多實際情況不了解﹔對黨的理論也知之不多，還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力。又如，他認為黨內機會主義錯誤的產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對中央錯誤的批評，不能站在個人立場上，更不能罔顧事實，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中央的。向忠發的言論、態度，得到許多代表的贊賞，受到共產國際領導人的青睞。向忠發在共產國際扶持下，毫無懸念地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會主席。瞿秋白雖然當選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得票都很少。這顯然跟一些代表對備受“左”傾盲動錯誤折磨懷有怨恨之心，不想選舉這一錯誤的主要領導人有關。

以上情形表明，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挨批受貶，實在是事出有因。不能出於同情瞿秋白，而過多地把這一結局跟某些個人間的恩怨糾葛扯成一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