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瞿秋白成為中共中央實際的主要領導人
中共六大結束后，瞿秋白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留在莫斯科。其間，他因與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在中山大學江浙同鄉會及清黨問題上的沖突，在討論中國富農問題上的分歧，使兩人在中共六大時產生的矛盾進一步加深。米夫縱容其親信王明挑頭向中共代表團及瞿秋白發難，促使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堅決的態度”譴責中共代表團。瞿秋白因此被解除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的職務。雖然如此，但瞿秋白仍是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信任的中共重量級領導人。隨后，他就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遣回國，受命和周恩來一起，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處理李立三問題。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提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之下，准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戰略總方針﹔規定了組織政治罷工以至總同盟罷工，組織地方暴動和兵士暴動，猛烈擴大紅軍，號召紅軍發動進攻的策略路線。決議案的通過，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隨后，中共中央又決定將黨、團、工會各級機構合並為各級行動委員會，並成立中央總行委，作為領導武裝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
當李立三的“六月決議”送到莫斯科時，瞿秋白無比驚詫地說：李立三簡直是發瘋了！難怪駐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不同意公開發表這個決議。但中共中央沒有屈從遠東局，還是發表了決議。6月下旬，遠東局與中共中央的分歧擺到了莫斯科面前。共產國際為此作出了對雙方既有批評又都有肯定的“七月決議”，表示在承認中共中央政治路線正確的同時，希望中共領導同志能“竭盡全力”建立同遠東局的正常關系。決議還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和成員。
在李立三看來，“七月決議”只是莫斯科對華政策的一般性指導文件，而不是針對他的方針與策略的警告。所以，李立三在7月、8月反而加快了全國武裝暴動和總罷工的計劃與部署，而不管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反對。他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和共產國際應採取進攻路線，以便配合中國的奪權斗爭。在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與遠東局的聯席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也強硬聲稱：除非共產國際解散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否則中共中央將繼續此前之一切工作布置，而決不中止。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仍然沒有對李立三的錯誤上綱上線。在8月25日聯共（布） 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草稿中，只是批評了“李立三同志根本不想尊重事實”，而繼續指出：共產國際以前同中共中央代表團完全一致制定的所有決議和指示仍然有效。
瞿秋白和周恩來於1930年7月下旬先后離開莫斯科回國，8月下半月分別到達上海。經過緊張籌備，9月24日至28日，在他們主持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擴大），在上海麥特赫斯脫路（今泰興路） 一所臨時租用的洋房裡舉行。會議的指導性文件，就是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和8月25日的電報。會上，向忠發作《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周恩來作《關於傳達國際決議的報告》和《組織報告》，李立三作自我批評的發言，瞿秋白作政治問題討論的結論。會議通過了瞿秋白根據共產國際指示精神起草的《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以及《對於中央政治局報告的決議》等。
決議批評了李立三對革命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左”傾政策，沒有把積極准備武裝暴動的任務和充分地爭取群眾的任務密切聯系起來，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然而，李立三執行的路線“是和共產國際路線一致的”。全會停止了組織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行動，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糾正和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錯誤。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撤銷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宣部部長職務，由瞿秋白接替。瞿秋白還兼任中央農委書記、中央黨報委主任，成為中共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但是，三中全會沒有清算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思想實質，錯誤地強調右傾仍是黨內的主要危險，要集中火力打擊右傾。在組織上，錯誤地批評和處分了曾經反對李立三的何孟雄等人。這給后來黨內幾股力量反對三中全會及瞿秋白的“調和主義”路線，埋下了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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