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為何一再挨批受貶

“《斗爭》事件”后，瞿秋白到瑞金主持教育工作是張聞天建議，並經博古同意的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奉命離開上海去瑞金，完全是革命工作需要的正常調動，一定意義上還是對他的保護（前文已說到他在上海的處境很危險）。此前，他雖然擔任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教育人民委員，卻一直身在上海，未能到職視事。

教育部長一職便由副部長徐特立代理。徐老雖恪盡職守，但身兼列寧師范校長等職，百般事務纏身，教育行政方面不免力有不逮。再加上當時強調一切服從革命戰爭，黨內有人遂主張取消蘇區內的文化教育工作，停辦學校，結果“造成了蘇區內文化教育工作的特別的落后，甚至使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部變成了無人顧問的機關”。這是時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黨報編輯委員會書記，中央分管政府工作的張聞天，在他1933年9月9日寫的一篇題為《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的文章中提到的。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指出教育部一直沒有制定出一個蘇維埃教育的學制出來，依照這個學制來有系統地進行我們的教育工作。

張聞天因而希望富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文化涵養及領導才干的瞿秋白，能親到瑞金視事，以迅速改變蘇區文化教育工作的落后局面。1933年12月，張聞天同已從上海到瑞金，准備參加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時任中央黨校教務長的馮雪峰商定，並得到博古同意，決定請瞿秋白盡快來瑞金主持中央政府教育部工作。馮雪峰旋即發電報至上海通知瞿秋白，瞿秋白接電報后於1934年1月7日離開上海，2月5日到達瑞金就任。

瞿秋白到瑞金后，對蘇區教育事業的規劃和建設，對蘇區文藝大眾化的提倡和實踐，對蘇區文化教育人才的培養，對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的提高，對蘇區軍民精神生活的活躍與豐富，所付出的辛勤勞動與作出的貢獻，都從不同側面表明：把瞿秋白從上海調到瑞金工作，是十分恰當的、無可指責的。

從以上瞿秋白就義前遭到的幾次批判及貶職來看，不難明白這其實是多種因素造成的。既有共產國際的不信任（這是主要的），又有中共黨內的政見分歧，還有他個人的性格弱點，經驗與能力、魄力不足。至於其中摻雜的宗派主義、小團體主義、個人主義等非組織、非理性情緒與做法，則是黨在成熟路上難免出現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