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在米夫控制的擴大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退出中央政治局，王明則直接進入中央政治局
1930年10月，隨著李立三奉召到達莫斯科，中共中央8月上旬幾次政治局會議記錄，以及遠東局人員寄出的關於他們與立三中央爭論的情況報告陸續到達莫斯科后，共產國際對李立三所犯錯誤性質的看法陡然發生變化。共產國際領導人被中共中央（尤其是李立三） 那種藐視共產國際權威，凌駕於共產國際和蘇聯利益之上的忘乎所以的態度所激怒，對中共中央錯誤的批評立即上升到路線錯誤的高度。10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發來一封“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指出李立三提出了一條“非布爾什維克的、非列寧主義的”“反國際的路線”，要求中共中央向全黨指出李立三的方針有“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批評六屆三中全會“模糊混淆這兩條路線的原則上的不同”，犯了“調和主義”錯誤。來信希望“中國共產黨的全體黨員會給這種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以致命的回擊”。
11月18日、22日、25日，瞿秋白接連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一再表示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承認三中全會沒有揭露李立三的錯誤性質是路線錯誤，而採取了調和的態度，因此要進一步清算和糾正“立三路線”錯誤。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稍后聽取和討論“李立三同志關於1930年6月至9月間中共領導的政策和關於三中全會的報告”的擴大會議上，全盤否定三中全會，並把主要矛頭對准缺席的瞿秋白。主席團委員庫秋莫夫、馬其亞爾、薩發洛夫、曼努伊斯基、庫西寧、白臘昆等人的發言，全都指名道姓批判瞿秋白，指責他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時，“領導了中大（莫斯科中山大學） 小團體糾紛”﹔回國后， “ 無原則地領導了三中全會”﹔“以兩面派的態度對待國際”，要求“召集四中全會來改正三中全會的錯誤”。列席會議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國燾、蔡和森、黃平以及李立三等，也發言批判了瞿秋白。
12月1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致電遠東局，否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的計劃，要求中共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其任務是：無條件地執行國際路線，修改和批判三中全會的決議，制止瞿秋白的兩面派行為，消除宗派主義等。這份電報，宣告了瞿秋白將被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謀劃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改組事宜的米夫同樣批評了三中全會，要求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四中全會，而不是緊急會議。
與此同時，中共黨內也涌動著批評和否定三中全會的聲浪。除了王明、博古、沈澤民、陳昌浩、王稼祥等從莫斯科回國的干部聲討三中全會和瞿秋白，要討回他們被“壓制”的公道外，何孟雄、李求實、林育南等人，以及羅章龍、徐錫根、王克全等人，也都從不同立場和觀點出發，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主義”，要求中央召開緊急會議解決李立三“左”傾路線問題。一時之間，從中央直屬機關支部、軍委、交通系統工作人員，到江蘇省委、全總黨團，很快掀起了譴責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包庇、縱容的批判高潮。矛頭所向，直指中共中央。
在共產國際和黨內不同派別的雙重壓力下，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中共中央不僅撤銷了此前對王明、何孟雄等人的處分，還決定任命王明為中共江蘇省委代理書記，而且發出了宣布三中全會決議及中央最近各項通知無效，重新決定政治決議和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的、自我否定的《中央第九十六號通告》。瞿秋白和周恩來甚至自請退出中央政治局。對此，米夫的態度則是“留周去瞿”。
1931年1月7日，中共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 召開。出席會議的不少代表直至會議宣布開始前，仍然不知道會議的性質。向忠發主持會議，但米夫操縱了會議的全部進程。王明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完全抹殺三中全會的功績，狠狠批判瞿秋白和“立三路線”，要求全面徹底改造黨。何孟雄、羅章龍、王稼祥等相繼發言，也批評“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強調要徹底改造黨的領導。有人甚至要求瞿秋白等人立即離開中央。瞿秋白自然隻有再次作自我批評、自請處分的份。
會議匆匆通過了米夫起草的《四中全會決議案》，根據米夫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擬定的名單補選了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瞿秋白退出了中央政治局，保留中央委員職務。王明則越過中央委員這道門檻，直接進入了中央政治局。
1933年秋瞿秋白被再批“右傾機會主義”，並非已在瑞金的博古中央所為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瞿秋白雖離開了中共權力中心，在上海主要從事左翼文化工作和著述，但他仍被黨關心和保護。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瞿秋白夫婦的處境十分險惡，隨時有被捕的危險，國民黨南京政府就懸賞兩萬元，緝拿瞿秋白。中共臨時中央以及全總黨團書記陳雲、左聯黨團書記馮雪峰、上海中央局組織部部長黃文容等，都曾出面通知瞿秋白避險，或護送他（他倆） 到安全地方避難。在工作上，1931年春夏之交，他受中共中央委托，一度代管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文委”） 的工作。6月，中共河北省委遭敵人破壞，中央曾決定派他去擔任河北省委宣傳部部長。后因慮及他在平津熟人很多，個人及組織的安全易出問題而改派他人。
1932年3月，中央文委負責人潘梓年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個雅間裡，為丁玲、田漢等舉行入黨儀式。瞿秋白代表中央宣傳部出席，並講了話。根據中央建議，在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都缺席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擔任（繼任） 臨時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員（教育部長）。這些史實足以表明，長期流行的所謂瞿秋白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遭到王明、博古“左”傾中央變本加厲的打擊和迫害的說法，未必實事求是。
不過，1933年秋，瞿秋白又實實在在挨了一記悶棍。9月22日，“中央”發出《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 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稱“狄康同志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機會主義武裝，在全黨面前公開的誠懇的揭露自己的機會主義的實質”，並且認為各級黨部應對其錯誤“開展最無情的斗爭，來教育同志”，“以保証徹底執行中央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
事情是由瞿秋白以“狄康”或“康”的筆名，在《斗爭》第49期至第51期上所發表的幾篇文章， 特別是《廬山會議的大陰謀———“有組織的飢餓政策”》一文引起的。在“中央”看來，瞿秋白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看不到蘇維埃與紅軍的偉大力量，因此在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新任務面前表現驚慌失措，便來偷運和繼續他過去的腐朽機會主義，成了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虫。在“中央”指出他的錯誤以后，他還不願意承認自己的錯誤，甚至“多方掩飾”。
於是“中央”就發出了這麼一個“決定”。
10月底，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周報》，發表社論和署名文章，批判瞿秋白。這便是被稱為“《斗爭》事件”的大致經過。有人據此斷言，這是博古中央在全黨范圍內發動的一次批瞿斗爭。與此同時，博古中央還“作出了令瞿秋白離滬赴贛的決定”———對他進行新一輪的殘酷打擊和摧殘。
為還原歷史真相，我們有必要弄清兩對性質不同的事物，即此“中央”非彼中央，此《斗爭》非彼《斗爭》。
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瑞金） 后，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又稱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簡稱“中央上海局”），作為中共中央設在上海的代表機關。它的第一任書記，就是揚言要把瞿秋白“一棍子敲出黨外去”的李竹聲（后叛變）。中央上海局的主要任務是：代表中共中央領導黨在白區的工作，負責同全國各地黨組織、共產國際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及與蘇區中共中央的聯系，並直接領導江蘇省委。其時的江蘇省委管轄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市區黨組織，機關設在上海。
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或因當時形勢變化，或因接到共產國際、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信件、指示，曾用中共中央名義發出一系列宣言、決議、決定、指示、通知。
“據考証，1933年以后，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布的文件中，絕大部分是中央上海局發出的。”由此可知，“9·22”決定的炮制者、發布者，應是中央上海局，而非博古中央。況且事情既然發生在上海，瞿秋白又非中央領導人，批一批他，以表示對前兩個月收到的共產國際關於進行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的指示，以及《中共中央委員會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1933年7月24日） 精神的貫徹，在中央上海局看來，是一樁分內的小事，用不著請示博古中央同意。
刊載瞿秋白那幾篇文章的《斗爭》，是在上海出版的中共江蘇省委編的油印機關報（刊物），而不是在瑞金出版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 的鉛印機關報《斗爭》。其實，后者是中共臨時中央遷到瑞金后，於1933年2月4日創刊的。
此前，蘇區中央局辦有《實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辦有《黨的建設》，但兩種刊物“均不能按期出版，而且內容方面還有很多缺點，以致不能完成黨的機關報的領導作用”。因此，蘇區中央局決定將它們合並，易名為《斗爭》。有了這種區別，就任憑誰也無法把所謂“《斗爭》事件”的禍水潑到博古、博古中央頭上了。
事實上，除了瑞金的《斗爭》在第33、34期連載了《紅旗周報》上署名為“海浪”的文章之外，當時在中央蘇區就沒有正兒八經地開展過批判瞿秋白的機會主義的活動。這並不奇怪，一來中共中央局已經把共產國際指示的反右傾機會主義斗爭和正在進行的批判“羅明路線”斗爭結合開展，沒有必要再批“右傾機會主義”，何況馬上就要著手籌劃第五次反“圍剿”﹔二來瞿秋白的問題發生在白區，且不過是幾篇小文章引出的老問題，對蘇區沒有形成什麼影響。再往私底裡說，博古對瞿秋白素有尊敬、同情之心，他也不忍心率眾“打死老虎”啊。所以，硬說博古中央借“《斗爭》事件”再整瞿秋白，並趁機令他離開上海去中央蘇區，從而使他踏上不歸路，完全是一派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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