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雖然無愧於中國優秀知識分子代表、中國革命先驅者的稱號，又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之一，黨內杰出的理論家、宣傳家，但是袁他卻在黨內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批判和貶斥，直至就義多年后，依然是非纏身，難得清白。許久以來，所謂王明、博古之流一直打壓他，是造成上述現象主要原因的說法，成了定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其中種種糾葛、因果關系復雜得很，甚至匪夷所思。
八七會議正式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組成了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雖然是中共早期領袖之一，但在世人心目中，他的文名遠遠大於他的官聲。就拿他主持召開八七會議這一中共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歷史事件來說，人們更多提到的，也只是毛澤東在會上亮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觀點，而鮮有憶及瞿秋白的言行與貢獻的。這也難怪，瞿秋白本質上是一介書生，他的興趣、志向原本在寫文章、做學問上。后來，為自救救人於水火之中，而走上改造社會的道路，才涉足政治與政黨。至於擔負領導工作，尤其是黨的最高領導工作，則非他所願與所能。
瞿秋白早在中共成立之前，就已到達蘇俄，並經張太雷介紹，於1921年5月成為俄共屬下的共產黨員（1922年2月，正式加入中共）。在蘇俄期間，瞿秋白除擔任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特派記者外，還在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東方大學”） 中國班任教，講授俄文，並擔任理論課翻譯，講授唯物辯証法、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任弼時、柯慶施、王一飛、蕭勁光等，都曾在這個班學習。
1922年初春，瞿秋白隨中國代表團參加了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兼任翻譯。同年冬，他出席了共產國際舉行的第四次代表大會，並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陳獨秀做翻譯。因此，他得以較早較深地為共產國際領導層和中共高層所了解。在中共已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的背景下，這番經歷顯然有助於瞿秋白較快進入中共高層。1923年1月，他從蘇俄回國，五個月后他出席了中共三大，並為大會起草黨綱草案，在會上就黨綱草案問題作報告。
1924年1月，瞿秋白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同一起代表中共出席大會的林伯渠、毛澤東、張國燾，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5年1月，瞿秋白參與中共四大的領導工作，並擔任大會政治決議案審查小組組長﹔當選中央執委會委員，同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彭述之組成五人中央局，開始主管黨的宣傳工作。
1927年四五月間，瞿秋白在中共五大上再次當選中央委員，並進入政治局任常委。陳獨秀則有驚無險地第五次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
陳獨秀在中共五大上仍然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大大出乎共產國際的意料。在共產國際看來，陳獨秀不能不伸出腦袋承擔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況且他還時不時對共產國際表現自己的獨立性。作為一種補救，共產國際採取斷然措施，以“訓令”形式責成其駐中共代表鮑羅廷在漢口主持召開中共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五人組成常務委員會，行使中央政治局職權﹔並決定派陳獨秀赴莫斯科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從此，陳獨秀不明不白地離開了總書記的位子。這是中共五大結束后僅兩個月，即1927年7月12日發生的事。7月13日晚，瞿秋白隨鮑羅廷離開武漢去廬山。他們根據共產國際指示，在這裡研究中共中央領導機構改組和南昌起義等問題。7月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漢后，即參加了中央常委會的領導工作。8月3日，瞿秋白第一次主持召開中共臨時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中央緊急會議的准備工作。8月7日，在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指導下，瞿秋白主持召開中央緊急會議，並代表臨時中央常委會作《關於將來工作方針》的報告。會議正式改組了中央領導機關，組成以瞿秋白為首的新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
八七會議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但是，會議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同時，卻為“左”傾盲動錯誤開辟了道路，也為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下台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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