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列強，除軍閥”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努力國民革命，努力國民革命，齊奮斗，齊奮斗。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1926年的廣州，人們在大街小巷都能聽到這首用法國童謠《兩隻老虎》的曲調譜寫的《國民革命歌》在傳唱。據說，這首原本是黃埔軍校校歌的詞作者是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共產黨員廖乾吾。“一首歌唱出整個時代心聲”，五卅運動、省港工人大罷工濤聲未息，推進國民革命的民意已經熱潮翻騰、勢不可擋。
1926年2月，中國共產黨決定趁熱打鐵，向全國人民明確宣布出兵北伐，推翻軍閥統治的政治主張。在北京召開的中央特別會議認為，出兵北伐是要“會師武漢，與北方革命實力相聯合，造成國民革命勝利的局面”。因此，中國共產黨從各個方面推動國民政府作出北伐的決定。
推翻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建立獨立、統一、民主的中國。這是民主革命先驅孫中山一生為之奮斗的事業。然而，“出師未捷身先死”，為聯絡北方的革命力量，孫中山抱病北上，於1925年3月病逝北京。發動北伐戰爭、將國民革命推向全國的宏圖大業，隻能由革命的后繼者完成。
當時，蔣介石宣稱孫中山臨終前曾遺托給他，命其完成北伐大業。他在1926年4月4日公開發表的《告軍校各期同學與同志書》中說：
“惟北伐未成，為總理畢生之遺憾，且以此重托於中正者，故回省以來，竭力提倡。中正以為無論何事，皆可捐棄成見，惟北伐問題，非貫徹主張，則昔日同志之犧牲，皆成無意義之舉動，故不憚正色力爭，期達目的。”轉引自張靜如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16頁。
蔣介石信誓旦旦，力主北伐，固然有其個人目的，但此時打出北伐旗幟，確實順應民心、順應時代潮流。當時廣東革命根據地已經鞏固，工農革命新風若炙，廣大國民黨黨員，尤其是國民黨左派斗志昂揚，連國民黨海外各國支部也摩拳擦掌，紛紛來電催促北伐。
1926年5月，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把北伐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21日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北伐決議案，同時任命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並開始籌建總司令部，商議推舉國民革命軍北伐總司令等。
北伐戰爭的直接打擊目標是受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北洋軍閥在其始作俑者袁世凱去世之后，弱肉強食，混戰不休，到1926年北伐戰爭爆發前夕，殘存三股主要勢力：實力最強的是奉系軍閥張作霖，不僅擁有35萬兵力，佔據東北三省、熱河、察哈爾、京津和山東等地，而且控制了北洋政府﹔實力有所消退的直系軍閥吳佩孚約有30萬兵力，控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和河北的直隸、保定一帶﹔從直系中分化出來自成一派的孫傳芳號稱有20萬軍隊，盤踞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蘇五省。三股勢力相加兵力達80多萬，而國民革命軍隻有8個軍10萬人馬，敵我雙方力量懸殊。為達到北伐戰爭的目的，必須出奇才能制勝。
蘇聯軍事顧問加倫提出了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戰略方針，即首先向軍閥吳佩孚部隊盤踞的湖南、湖北進軍，與此同時，與孫傳芳談判﹔然后，向湖南、江西邊境和廣東、福建邊境暗中派出部分兵力防備，待兩湖戰場取勝后，迅速集中兵力攻打孫傳芳﹔最后，幾路兵力會合北上，消滅張作霖，統一全中國。
不單是軍事原因，就是從政治上考量，首先攻擊吳佩孚也是國民政府的必然選擇。首先，吳佩孚是北洋軍閥的正宗，他自己也以北洋衣缽的真正繼承者自居，各省軍閥都以他為“精神領袖”。隻要吳不倒，北洋軍閥就不死。所以，擒賊先擒王。其次，吳當時是反對革命勢力的元凶，聯奉討伐國民軍的主導者。此外，吳還是最主要的親英軍閥，這次北伐打擊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就是英國。
當時的北洋軍閥不僅人心盡喪，相互間還鉤心斗角、相互傾軋，這就為北伐軍利用矛盾、各個殲滅提供了機會。后來的事實表明：北方的張作霖希望借國民革命軍之力打擊吳佩孚，所以，兩湖戰場開火后，張遙作“壁上觀”﹔孫傳芳聲稱“保境安民”，擺出“自掃門前雪”的姿態。
按照上述方針，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一部和第四軍葉挺獨立團等部作為先頭部隊，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吳佩孚部隊擊敗而退守湘南衡陽的第八軍唐生智部，北伐戰爭自此拉開了序幕。
葉挺（1896-1946年），廣東惠陽縣客家人。1918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9年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國粵軍，並加入中國國民黨。1920年，在黃皮徑一役，擊潰4倍於己的敵人，從此聲名大振。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叛變，炮轟總統府，葉挺奉命守衛總統府前院，掩護宋慶齡脫險。1924年，在蘇聯東方大學和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加入中國共產黨，由信仰三民主義轉而信仰共產主義。1925年回國任第四軍獨立團團長。次年5月，先行率部北伐，驍勇善戰，獲“北伐名將”的美譽，所率之團亦有“鐵軍”之稱。后參與指揮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抗日戰爭中出任新四軍軍長，“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扣押，拒絕蔣介石的威逼利誘。抗戰勝利后獲救出獄，但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遭遇空難。
在國民革命軍8個軍中，第四軍內的共產黨員最多，葉挺獨立團又是其中最有聲望的一支部隊。獨立團一出師，旗開得勝，連續攻下湖南安仁、攸縣等幾個軍事要地，協助第八軍穩定了湖南戰局，並打開向北進軍的通道。
先行部隊初戰告捷，7月4-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臨時全體會議，正式決定北伐。會上通過的《北伐宣言》向全國人民通告：
“中國人民一切困苦之總原因，在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及其工具賣國軍閥之暴虐，中國人民唯一的需要，在建設一人民的統一政府。而過去數年間之經驗，已証明帝國主義者及賣國軍閥，實為和平統一之障礙，為革命實力之仇敵﹔……本黨為實現中國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統一政府之建設，為鞏固國民革命根據地，不能不出師以剿除賣國軍閥之勢力。”寧凌、慶山編：《國民黨治軍檔案》（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0頁。
7月6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在廣州成立，蔣介石任總司令。
7月9日上午10點，廣州市東較場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北伐誓師大會暨總司令就職典禮在此隆重舉行，30萬農工商學各界人士參加。看當時的盛況：
“歡聲雷動，掌聲震天，軍樂聲聲聲不絕，士兵服裝均新制，異常整齊，新槍刺刀指揮刀、鏘鏘閃爍，庄嚴璀璨，得未曾有，鞭炮長串，燃放幾小時，民眾擁護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熱情，蒸若霞蔚，赤日凌空，揮汗成雨，而民眾毫無怯態墮容，秩序整齊，禮容甚盛，為民國以來絕無僅有之盛典。”上海《民國日報》，1926年7月16日。
10萬國民革命軍兵分三路，從廣東正式出師北伐。各軍軍長為：一軍何應欽，二軍譚延闿，三軍朱培德，四軍李濟深，五軍李福林，六軍程潛，七軍李宗仁，八軍唐生智。此外，還有由8艘軍艦組成的海軍和擁有3架飛機的空軍。
共產黨員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別擔任二、三、四、六軍的黨代表。參加北伐軍各級負責工作的共產黨員還有陳毅、陳賡、蔣先雲、張際春、包惠僧、葉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為了討論黨在北伐戰爭中的方針政策問題，在上海召開了四屆中央第三次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對於時局的主張》，號召全國民眾積極推動和響應北伐，迅速擴大民眾運動，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推翻國內軍閥與打倒帝國主義。如登高而呼，中國共產黨的召喚馬上得到民眾的響應。在中共廣東區委的領導下，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揀選精壯三千，組成北伐運輸隊，擔任運輸事宜”上海《民國日報》，1926年7月5日。﹔在北伐軍向湖南長沙開進時，中共湖南區委發動工農群眾為軍隊帶路、送信、偵察、運輸、掃雷、擔架、救護等，還組織農民直接參加戰斗。
在民眾的配合下，北伐軍士氣高昂，所向披靡。7月上旬，國民革命軍第四、第七和第八軍聯合向長沙進攻。左路第八軍第二、第四師和第七軍第八旅相繼克婁底、谷水、潭市，向寧鄉推進﹔右路第四軍第十二師指向醴陵南，葉挺獨立團進擊泗汾，第十師在皇圖嶺策應，迫敵向瀏陽退卻，軍事重鎮醴陵成為一座空城，不戰而下﹔中路第八軍第三師、教導師、鄂軍第一師連克湘鄉、湘潭。7月11日，第三師首先攻下長沙，俘敵2000余人，取得了北伐戰爭第一個戰役的勝利。
長沙的勝利振奮了革命軍，加速了主力參戰的進程。總司令蔣介石及其司令部於27日移駐長沙，李宗仁也於7月15日抵達衡陽。
8月12日，蔣介石主持在長沙前藩台衙門召開軍事會議，研究打倒軍閥統一中國的初步戰略和第二期作戰計劃。會議最后作出集中力量打擊吳佩孚，對孫傳芳採取中立政策，在軍事上警戒江西的決議。
當時，吳佩孚軍主力正在直隸(今河北一帶)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湖北兵力相對薄弱，北伐軍迅速以主力直趨湖北。由唐生智兼中央軍總指揮，率左縱隊(第八軍)和右縱隊(第四、第七軍)攻取岳陽、平江，直指武漢﹔朱培德為右翼軍總指揮，率第二、第三軍，獨立第一師(由贛軍第四師改編)和第五軍第四十六團集結醴陵、攸縣等地，對江西警戒，掩護中央軍側背安全﹔袁祖銘為左翼軍總指揮，率由黔軍改編的第九、第十軍從湖南常德地區進取湖北沙市、荊門，相機佔領宜昌、襄陽﹔第六軍和第一軍第一、第二師為總預備隊。
嗣后，北伐大軍相繼入湘，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吳軍發動進攻。9月19日，中央軍向汨羅江北岸發起攻勢。右縱隊第四軍進攻平江，其右翼第十師從托田渡汨羅江進佔肥田，左翼第十二師借其掩護，由白雨湖渡汨羅江，一部向天岳山、魯肅山實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東北攻擊前進。葉挺獨立團向平江城東門發起猛攻，強攻入城。與此同時，右縱隊第七軍第一、第二旅分別佔領浯口、黃塘后，在將軍坪擊退頑抗之敵，迅速攻佔張家牌。左縱隊第八軍於同日渡過汨羅江后，分別佔領長樂街、黃谷市。之后，左右兩個縱隊乘勝追擊，至8月22日連克岳陽、通城(屬湖北)、羊樓司等地，開始進入湖北境內作戰。
8月25日，吳佩孚率部協同張作霖軍在直隸南口(今屬北京)等地將國民軍擊敗后，調兵南下，抵達漢口。他重新部署兵力，准備與國民革命軍決一死戰。他命令自岳陽、通城敗退的殘部共萬余人固守湖北咸寧地區汀泗橋，隨后派出一個旅又一個團的兵力增援﹔派陸軍第八師進至賀勝橋地區設置堅固陣地﹔派武衛軍佔領紙坊，對通山、金牛方向設置陣地，為左側防御﹔派鄂軍第三旅及部分湘軍殘部在白螺磯、新堤、嘉魚一帶設右翼防線，並協同海軍阻止國民革命軍渡江……吳畢竟是行伍老手，他的布兵之法全面周到且有重點，汀泗橋、賀勝橋為兩處天險，吳布下了10萬重兵，企圖以逸待勞，抵擋北伐軍進攻武漢。因此，汀泗橋、賀勝橋就成為國民軍北伐途中最著名的兩大惡戰。
8月26日上午，汀泗橋戰役正式打響。北伐軍在形成對敵軍陣地半月形的包圍之后，開始進攻，炮兵也開始向正面的敵軍進行攻擊，但激戰一天，無所進展，兩軍形成膠著狀態。當晚，北伐軍接受三十六團團長黃琪翔的建議，全線夜襲，突破敵人高地，為總攻奪得了有利的據點數處。27清晨，北伐軍全線發起進攻，獨立團在當地群眾引導下繞到敵人后背。前后夾擊，大獲全勝。
賀勝橋一戰始於30日拂曉，葉挺獨立團在楊林塘正面猛攻敵人主陣地，第七軍向賀勝橋東側的南橋攻擊。吳佩孚部正面失利加側背受敵，全線動搖，吳的督戰隊連殺數位旅團級軍官，仍不能挽回敗局，最后吳佩孚乘專列倉皇逃往武昌，手下軍隊紛紛潰退。
相繼突破兩道天險，武昌城已經勢在必得。從8月30日晚到9月2日，各路北伐軍追擊吳軍殘部先后到達武昌城下。3日拂曉，總攻開始。
“號兵吹集合號，士兵集呼‘革命萬歲’。奮勇隊的編制如前。前鋒部隊在奮勇隊后，取50米至100米距離齊頭並進。前鋒都攜短槍、手榴彈以便爬城。”
“獨立團的奮勇隊潛至城腳，挂梯數具，官兵10余人相繼攀登，敵人的機槍、手槍、手榴彈如雨而下，登梯官兵完全犧牲。官兵再接再厲，一營奮勇隊死傷過半。”《李宗仁回憶錄》（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2頁。
在勇猛攻城的同時，武昌城還被北伐軍全線封鎖，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死城。敵人負隅頑抗到10月9日晚上，終於宣布無條件投降。到10日清晨，武昌城全部被北伐軍佔領。
吳佩孚已經一敗涂地，北伐軍立馬轉攻孫傳芳。
10月12日，幾批北伐部隊陸續入贛，經過近一個月的調兵遣將，北伐各路大軍雲集南潯一線，向孫傳芳發起猛烈進攻，11月7日攻克南昌，孫逃到南京。江西全境收復。經過修整、擴編，何應欽統領東路，進軍福建戰場。原來留駐粵閩邊境的第一軍兩個師也乘勢向福建發動進攻，於12月4日進佔福州。又北上攻入浙江，3月18日，得杭州。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3月23日攻克南京。北方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也在蘇聯顧問團和共產黨員劉伯堅、鄧小平等的幫助下，於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師，繞道甘肅東進，參加北伐。
北伐軍在不到9個月的時間裡，打垮了吳佩孚，消滅了孫傳芳主力，進佔到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部分地區，沉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
北伐戰爭的輝煌戰績離不開蘇聯政府的援助。蘇聯政府不僅給予國民革命軍兩年的軍事訓練，還給予大批武器彈藥、軍需物資裝備。此外，大批來自蘇俄的富有經驗的軍事顧問也功不可沒，在各個重要戰役、主要戰場，都有他們在鼎力相助。“每個投入戰斗的軍各有其俄國顧問，有的師也是如此。……有的顧問實際上領導了進攻。”〔美〕費正清編：《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62頁。
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民眾的支援是北伐勝利進軍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伐所經之處，民眾充分表現了“人民真正愛護革命軍”的熱情和自身的“革命性”《北伐戰爭（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頁。。北伐軍進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黨組織已做好宣傳、組織上的迎接准備。漢陽兵工廠工人還舉行總罷工，拒絕為吳佩孚制造槍械。在江西，民眾處處與孫軍為難，“隻給國民革命軍種種便利”。安源煤礦的工人組織向導隊、運輸隊、破壞隊等，使北伐軍迅速佔領萍鄉。北伐軍進佔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組織鐵路工人武裝趕赴前線，並發動數千民工為北伐軍運輸彈藥武器。
共產黨的政治工作也是北伐迅速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據不完全統計，在北伐軍中擔負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到1926年12月已達到1500人左右，實際上領導了北伐軍的全部政治工作。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1921-1949）（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5頁。政治工作的結果是使軍隊遠離舊的軍痞習氣，紀律嚴明，英勇善戰，成為一支富有戰斗力的革命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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