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偉大的開端

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中國革命開啟了新的偉大征程。中國共產黨人以大無畏的斗爭精神和百折不撓的革命意志，為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和中國人民的福祉，披荊斬棘，篳路藍縷，不斷掀起了工農革命的高潮，繼而成為波瀾壯闊的國民革命的中流砥柱。然而，如火如荼的革命烈火引發了新舊反革命勢力的恐慌和憎恨，他們很快同流合污，聯合絞殺革命力量。血雨腥風之中，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迎接了第一場嚴峻的考驗。

工農革命曙光初照

從1922年1月開始，到1923年2月結束，在前后持續13個月的時間裡，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掀起了第一個斗爭高潮，這是中國革命的大事，是中國革命史上一篇濃墨重彩的華章。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從她誕生之日起，就集中全力謀求工農群眾的解放。當時，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推動下，經過五四運動的鍛煉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覺醒，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8頁。為發動和組織工人，把工人運動推向高潮，在建黨之后僅僅一個月，即1921年8月，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上海成立，作為中國共產黨公開領導工人運動的機關。張國燾擔任第一屆書記部主任。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前，張國燾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角，並從此成為北方地區工人運動的中心人物。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期間，年僅24歲的張國燾被推為大會主持人，對於會議議程的確定、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的起草、黨的工作計劃的討論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最后成為會議選舉產生的三位中央局領導成員之一。

除上海總部外，勞動組合書記部還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濟南等當時中國產業工人密集的城市建立了分部，並出版機關報《勞動周刊》。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分部的主要負責人有：羅章龍、王盡美、鄧培、史文彬等﹔以漢口為中心的武漢分部主要負責人有：包惠僧、林育南、項英、施洋和陳潭秋等﹔以長沙為中心的湖南分部的主要負責人有：毛澤東、劉少奇、李立三和毛澤民等﹔以廣州為中心廣東分部的主要負責人有：譚平山、阮嘯仙、馮菊坡等。

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主要工作，一是通過宣傳教育，啟發工人的階級覺悟﹔二是發動工人群眾，組織工會，開展罷工斗爭。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蘊藏在中國工人階級身上的革命激情像火山一樣迸發出來。靳蓮芳：《革命激流的砥柱》，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

從1921年下半年開始，各地規模不等的工人罷工不斷涌現：上海浦東英美煙廠工人罷工、隴海鐵路工人罷工、粵漢鐵路武長段工人罷工、漢口人力車夫罷工、長沙紗廠工人罷工等，然而，正式揭開近代中國第一個工人運動高潮序幕的，是爆發於1922年1月的香港海員大罷工。

香港海員大罷工的直接原因，是海員經濟生活的困苦。微薄的工資、飛漲的物價、繁重的勞動以及沒有保障的工作，早在廣大海員心中埋下憤怒的火種。但是，火種要成為熊熊烈焰還需要易燃的環境，這個環境就是當時風靡國內外的革命大勢。俄國十月革命后，世界尤其是亞非拉殖民半殖民地區的革命形勢日益高漲，各國工人運動風起雲涌。香港海員往來於世界各大港口，得風氣之先，階級覺悟迅速提高。在國內，五四運動、六三運動以及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各地工人運動的發展，都給香港海員以極大的鼓舞。

與這場聲勢浩大的大罷工一同載入中國革命史冊的，是兩個當年名聞遐邇的名字：蘇兆征和林偉民。

蘇兆征（1885-1929年），廣東香山縣（今珠海）人。1903年被迫離鄉到香港，在外國遠洋輪船上當海員工人，長達20多年。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積極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活動。1911年，參加孫中山在海員中組織的聯義社、群益社等進步群眾團體。在辛亥革命中，協助革命黨人運送軍火，傳遞情報等，成為“廣東方面的積極分子”，受到孫中山的表彰。1921年3月與林偉民一同組織了“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並成為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的主要領導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省港大罷工。1926年赴蘇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因積勞成疾，病逝於上海。

林偉民（1887-1927年），廣東省香山縣人。早年到香港謀生，在外國輪船上當苦力。1921年起，和蘇兆征一起組織“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負責交際方面的工作，並領導了香港海員大罷工。1922年8月發動和領導上海海員工人罷工。1924年在蘇聯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並參加了省港罷工委員會的領導工作。1927年因勞累激發舊病，病逝於廣州。

組織和領導香港海員大罷工時，蘇兆征和林偉民還不是中共黨員，但是，他們已經接受了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開始在群眾中做共產主義的宣傳，接受當年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著手組織工人戰斗機關的海員工會。”文虎：《蘇兆征同志傳》，中華全國總工會1930年版，第9頁。1921年3月“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也稱海員工會）成立后，蘇、林兩人便開始組織海員為增加工資、改善待遇與輪船公司談判。但是，輪船資本家沒有看到已經打破幫派觀念，為現代工會所組織起來的工人的力量，對工人的要求拒不答復。11月，工會再次提出要求，資本家又加拒絕。1922年1月12日，在限令24小時內答復的期限過去后，轟轟烈烈的大罷工爆發了。

從12日下午5時開始，香港所有進出船隻上的中國海員都相繼舉行罷工，“船上大小華員，自領航以至裝碳之人，均停工離船”。《新聞報》1922年2月16日。在短短的一星期內，罷工輪船增至123艘，海員6500人，此后迅速波及新加坡、暹羅和上海等港口，那些從歐美開往香港船隻上的工人，在途中接到罷工消息，船一到岸，就立即參加罷工。這樣，罷工總人數上升到2萬多人。

在海員工會的組織領導下，罷工海員紛紛離開香港回到廣州，受到廣州工人和市民的熱烈支持和援助，海員工會的總辦事處就設在廣州市。為有效地對資本家和香港當局施加壓力，香港海員和廣州市民、工人一齊封鎖香港，使香港和外地的航運全部斷絕。一時間，香港生產停頓，食物和生活日常用品失去來源，垃圾卻堆積成山無法運出，“香港”變成了“臭港”。港英當局不得不放下身段“勸告”海員復工，但資本家的加薪條件卻無法說服工人。相反，罷工海員此時深感工人團結的重要性，積極聯絡香港運輸工人共同罷工。1月27日以后，罷工人數再次刷新，達到3萬多人。

海員和運輸工人的聯合罷工，使香港的局勢更加惡化，交通癱瘓、物價暴漲。惱羞成怒的香港當局決定進行野蠻鎮壓。2月1日，當局以“運動他項工人罷工”、“危及香港之治安與秩序”為名，悍然宣布海員工會為“非法團體”，並派遣武裝軍警到會所大肆搜查。但是，鎮壓非但沒有奏效，反而激起海員和廣大工人群眾的義憤。從2月初起，罷工從要求增加工資的經濟斗爭，發展成為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政治斗爭。

中國共產黨在廣州組織成立后援會，做返穗工人的后盾。中共廣東支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組織全體黨、團員參加接待和其他各項工作，並發表《敬告罷工海員》書，及時對罷工運動予以支持和引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向全國工人發出號召，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以及京奉、京漢、隴海、京綏等鐵路工人，紛紛成立香港海員罷工后援會。在全國人民的支持和鼓勵下，香港各行業的中國工人於2月底實行總同盟罷工。到3月初，罷工總人數達10萬，香港面臨崩潰。

到3月8日，罷工已經持續了56天，港英當局和輪船資本家迫於形勢，不得不向工人屈服，答應了海員工人的基本要求。罷工取得了勝利。

香港海員大罷工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全中國的工人階級，從罷工中取得領導經驗的中國共產黨，利用這個契機，於5月1日，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通過了《罷工援助案》、《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案》、《懲戒工界虎倀案》等決議，為領導全國范圍的工人運動做好了准備。

1922年5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后，全國各地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罷工高潮。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及分部所在城市為中心，形成了幾大罷工重點區域。

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區，從1922年下半年開始，形成了以鐵路罷工和開灤煤礦罷工為主的罷工潮，是當時全國罷工高潮中發展最快和成效最顯著的地區之一。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9-580頁。北方區的中共領導人李大釗、張昆弟、何孟雄、包惠僧、鄧中夏、鄧培等利用北洋政府和軍閥的矛盾，發起了長辛店煤礦、京奉路山海關鐵工廠、京奉路唐山制造廠、京綏鐵路車廠、正太鐵路以及開灤五礦等一系列廠礦工人罷工，幾個罷工運動彼此呼應、互相支援，在北洋政府和一切反動階級的統治中心展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

以武漢為中心的罷工潮主要包括漢陽鋼鐵廠、粵漢鐵路武長段、漢口揚子江機器廠、漢口英美煙廠、漢口洋花廠工人罷工，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負責人林育南、許白昊、項德隆是這些罷工運動的主心骨。他們深入廠礦，開展宣傳和組織工作，使武漢地區的工人罷工此起彼伏，最終取得重大勝利。

湖南區的罷工潮由安源路礦大罷工、長沙泥木工人罷工、水口山鉛鋅礦工人罷工、長沙手工業工人罷工組成，毛澤東、劉少奇和李立三等，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尤其是1922年9月，毛澤東深入安源考察，為罷工斗爭出謀劃策﹔10月，又親自擔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和湖南當局談判﹔12月，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干事的身份，率各工會代表會見湖南實際統治者趙恆惕，為維護工人利益據理力爭。難怪趙恆惕對左右感嘆：“湖南再來一個毛澤東，我便不能立足了！”李銳：《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5頁。

盡管上海的罷工運動受到多方的阻撓和破壞，但是，在全國各地罷工浪潮的推動下，上海依然有86000多工人參加了大小48次罷工。參見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頁。此外，廣東、澳門等地的工人也舉行了多次罷工，與全國各地的罷工運動遙相呼應。

在新生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各地規模不一的工人罷工如翻江倒海，打亂了軍閥政府和帝國主義的統治秩序，引起了反動統治階級的極大恐慌，他們開始糾集武力，尋找機會下手。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1923年爆發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成為當時反動勢力和工人階級較量的總“戰場”，這一場罷工因此變得異常慘烈，把1922年以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推到了巔峰。

京漢鐵路大罷工是因成立全路總工會引起的。

1922年下半年，華中地區的工人組織迅速發展。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計劃先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再成立各路總工會，然后成立全國鐵路總工會。最后，與各城市成立的各業工會聯合，謀求全國工人運動的統一。

然而，勞動組合書記部的這個計劃，首先觸及軍閥吳佩孚的利益。

吳佩孚是直系軍閥首領。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吳曾多次通電反對在巴黎和會上簽字，支持學生運動，頗得輿論的好評。然而，經過1920年的直皖戰爭和1922年的直奉戰爭，奪得操縱政局大權的吳佩孚，逐步收起其先前為驅逐其他軍閥而曾裝扮的“保護勞工”的假面。

京漢鐵路縱貫河北、河南和湖北三省，不僅是連接華北和華中的交通大動脈，其運營收入還是軍閥吳佩孚擁兵自重的“活水源頭”，京漢鐵路上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被吳佩孚視為心腹大患，因此，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開展工人運動，等於在“太歲頭上動土”，吳佩孚是決不手軟的。

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決定1923年2月1日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包括：各鐵路工會代表、漢冶萍總工會代表、武漢市30多個工會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漢等地的學生代表近300人齊聚鄭州。中共中央對此會非常重視，派出了張國燾、陳潭秋、羅章龍、包惠僧、林育南等人出席大會。

2月1日上午，吳佩孚悍然下令禁止召開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並派出大批荷槍實彈的軍警在鄭州全城戒嚴。參加會議的工人代表們義憤填膺，奮起抗爭，他們沖破軍警的重重包圍，高呼“京漢鐵路總工會萬歲”、“勞動階級勝利萬歲”等口號，在鄭州普樂園劇場舉行大會，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當天，全副武裝的軍警嚴密地包圍了會場，強行解散會議，搗毀總工會和鄭州分會會所，並驅趕代表。晚上，京漢鐵路總工會執委會秘密召開會議，決定將總工會臨時總辦公處轉移到漢口江岸，並發動全路總罷工。2月4日，全路兩萬多工人舉行大罷工，1200公裡鐵路頓時癱瘓。面對這一變局，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驚怒交加。6日，英國駐漢口總領事勞頓費爾召集督軍肖耀南以及其他外國資本家，到領事館策劃鎮壓罷工事項。7日，2萬多軍警在鐵路沿線大肆搜捕、槍殺工人領袖，逼迫工人復工，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由此發端。

7日黎明，軍警向3000多名長辛店示威工人開槍，“一時彈下如雨，刀劍飛揚，並繼以馬逐踐踏，可憐數千人中，中彈受創者紛紛倒地。”《京漢工人流血記》，第30頁。轉引自李新、陳鐵健主編：《偉大的開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6頁。當場犧牲5人，重傷30余人，被捕30余人。在江岸，肖耀南的參謀長張厚生引誘總工會全體領導人到會所談判，准備一網打盡。不知是計的工人們按約定時間在下午5點半到達，殘忍狡詐的張厚生卻率領全副武裝的兵士分三路包圍江岸總工會，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們開槍掃射。一位目擊者記述了當時的慘烈情景：

“兩軍對敵了！一邊是赤手空拳的工人，一邊是長槍利刃的兵士。總攻擊命令下了，排槍開了！煙霧彌天！天混地暗！記者的手顫了，流淚了！心碎了！燦爛的工會被血染了！慰問隊集合的場地，變成血泊了！槍聲響處，血肉橫飛，工友何辜，遭此殺戮，時十九個工友應聲倒地了！一個工會糾察團派出維持秩序的工友王先端君見工友慘死，痛不欲生，喊道：‘工友們，他們殺了我們這麼多弟兄，我們都去死罷！’其余的工友便上前救護死者，而王君就在這時被兵士擊斃了！死后手中猶持著‘維持秩序’的標語豎立在地上……”京漢鐵路總工會：《二七慘劇》，《中華工運史料》1980年第二期，第170-171頁。

最后，工人死亡32人，受傷200余人，被捕60多人。當夜，天降大雪，反動軍警把被捕的京漢鐵路總工會江漢分會委員長、共產黨員林祥謙綁在江岸車站站台的電線杆上，讓他下令復工，林祥謙拒不屈就，英勇就義。

林祥謙生於1892年，福建閩侯人。1912年到京漢鐵路江岸機車車輛修理廠當鉗工。1921年12月參加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工作，組織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當選為京漢鐵路江岸分工會委員長。1923年2月1日，同各工會、團體代表到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會后，領導江岸地區工人參加全路總同盟罷工。2月7日，被張厚生的軍警逮捕，面對敵人的屠刀堅貞不屈，嚴正宣告：“上工要總工會下令！但今天既是這樣，我們的頭可斷，工不可上的！”喪心病狂的張厚生無計可施，下令將他梟首示眾。

同在2月7日夜晚，軍閥肖耀南非法逮捕了中共黨員、罷工領導人之一的施洋。

施洋生於1889年，湖北省竹山縣施家灣人。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學校，畢業后，又考入湖北私立法政專門學校本科學習法律。1917年畢業后，專事保障人權，伸張公理，被廣大平民稱為“勞工律師”。1921年10月，參加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工作。1922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底，參與組建武漢工團聯合會，並被聘請為該會法律顧問。1923年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舉行總罷工，施洋是罷工的領導者之一，積極組織武漢工人和學生進行反對軍閥吳佩孚的游行示威。2月7日晚，施洋被反動軍警逮捕。在法庭上，施洋怒斥軍閥鎮壓工人運動的滔天罪行，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壓倒了敵人。2月15日凌晨，被押赴刑場槍決。

在長辛店、江岸工人們流血犧牲的同時，京漢鐵路沿線其他各站工人也遭到武力鎮壓，如保定、高碑店、彰德、新鄉、信陽等地，均有工人慘遭逮捕、拷打和殺害。

“二七慘案”發生后，中共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名義發表《為吳佩孚殘殺京漢路工告工人階級和國民書》通電，歷數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罪行，號召“全國不自由的人民呀！你們應一律准備和爭自由的先鋒軍——工人階級——起來打倒慘殺工人的軍閥吳佩孚、曹錕呀！”《向導》第20期，1923年2月27日。這個通電把工人階級的斗爭同全國人民的斗爭結合起來。

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工人運動高潮的頂點。罷工雖然失敗了，但工人的生命和鮮血喚醒了中國人民，使他們清楚地認識到必須與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斗爭，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中國共產黨在誕生之初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但並沒有因此忽視中國廣大農民的偉大力量。

1921年4月，中共黨員沈定一從上海回到家鄉浙江蕭山縣衙前村，開始其“中國底社會革命，應該特別注意農民運動”的革命實踐。經過4個多月的思想發動和緊張籌備，9月27日，衙前農民協會宣告成立，發布了經全村農民議決的《衙前農民協會宣言》和《衙前農民協會章程》，提出了土地歸農民使用，由農民組織的團體保管分配的革命主張。衙前農民協會的成立，推動了蕭（山）紹（興）各地農民運動的全面發展。在短短兩個多月裡，蕭山、紹興、上虞等縣共有82個村成立了農民協會，並於11月24日成立農民協會聯合會，領導各地農民的減租斗爭。

農民運動的開展使地主階級驚恐不安。12月18日，反動當局派出全副武裝的官兵包圍了衙前東岳廟農民協會聯合會會場，逮捕了在場的農協委員，搜繳了農協委員名冊。12月27日，農協主要領導人李成虎被捕，並於次年1月被迫害致死。衙前農民運動慘遭鎮壓。

衙前農民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領導的第一次有組織有綱領的農民運動，被稱為“全國農民運動歷史上最先發軔者”。這次農民運動雖然時間不長、規模不大，但它揭開了中國現代農民革命斗爭的序幕。

1921-1923年，新生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工農運動中，積累了第一批寶貴的革命斗爭經驗。就在這一場工農運動高潮之后，中國共產黨走到了中國政治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