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生“海上”千林暗
伴隨著北伐戰爭的凱歌行進，古老的中國大地掀起了排山倒海、氣勢磅礡的工農大革命。
北伐軍所到之處，推翻了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革命群眾運動以前所未有的聲勢發展起來。
工人階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迅速組織起來。全國工會會員由北伐前的100萬人增至200萬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增速尤其迅猛。在許多地區，工人還建立了自己的武裝糾察隊。1927年1月，漢口、九江工人群眾在李立三、劉少奇的領導下，舉行了聲勢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國主義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先后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階級為配合北伐，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先后舉行了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3月21日的第三次起義，先是由上海市總工會發布總罷工令，參加罷工的達80多萬人﹔接著在起義總指揮周恩來及羅亦農、趙世炎的直接領導下，向駐在上海的反動軍閥展開了猛烈的進攻，經過30小時的激戰，打敗反動軍閥的武裝部隊，解放了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在上海的長期統治。中國工人階級的英勇斗爭，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覺悟與革命精神，表明工人階級能夠擔負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重任。
農民運動也在大半個中國蓬勃興起，矛頭直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以及封建宗法。到1927年6月，全國已有201個縣成立了農民協會，人員發展到1000多萬。特別是由於毛澤東在湖南農村進行的深入廣泛的革命活動，湖南的農民運動更是高潮迭起、波瀾壯闊，成為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在這裡，普遍建立了農民協會，真正實行“一切權力歸農會”，對農村的封建勢力進行了一次空前的掃蕩與沖擊。與此同時，還組織建立了農民武裝，僅梭鏢隊各縣就達數萬人，把一些地區的地主政權打得落花流水。
工農運動掀起的巨浪為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緣。據不完全統計，1926年9月，中共黨員人數為13281人，到1927年4月黨的五大召開，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黨員人數已增至57967人。像羅榮桓、徐向前、粟裕等這些后來黨的領導人，都是在這段時間入黨的。
然而，工農運動的波翻浪涌和共產黨的迅速強大，引發了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內隱伏的危機。
孫中山創建和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原本就是一個“山頭”眾多、政見混雜的政治組織，各色人物懷揣各自目的聚集到孫中山豎起的革命大旗之下。孫一去世，國民黨內部馬上就紛爭四起，幾乎每一項政令的推出，都是權力角逐的結果，諸如北伐的計劃、總司令的人選、國民政府的搬遷等等。就對待工農運動以及共產黨的態度問題上，國民黨內也有針鋒相對的左、右兩派。
左派以廖仲愷、宋慶齡、汪精衛、楊虎城等為代表，主張與共產黨合作，奉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
右派以鄒魯、謝持、戴季陶等為代表，他們曾經在孫中山去世不久即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召開所謂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公開分裂國民黨，所以，也稱“西山會議派”。右派的主要要求是從國民黨內清除共產黨，驅逐蘇俄顧問。
自稱孫中山衣缽承繼者的蔣介石，在北伐之前及初期，其面目都是模糊不清的。出於爭奪最高權力的目的，蔣至少是反對右派的。因為與這些右派人物相比，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資格僅是“小字輩”。為擺脫右派的操縱和排擠，蔣自然要聯合左派，同時利用共產黨和工農革命的力量為自己加碼。這一步棋以蔣的全勝告終：“西山會議派”的頭面人物鄒、謝都被開除出黨﹔戴被告誡悔過。但是，在1926年3月，蔣突然發動了一場“中山艦事件”，令世人驚愕不已。當時，蔣借口中山艦異動，認定是共產黨聯手國民黨內他的競爭者，要將他劫持。為了反擊，不得不下令逮捕艦長、共產黨員李之龍，又將全體共產黨員逐出國民革命第一軍。同時，解聘了季山嘉等幾位蘇俄顧問。這是蔣介石第一次公開反共。為了維持革命聯合戰線，當時的中共中央甚至包括共產國際都採取了遷就退讓、息事寧人的態度。到北伐戰爭發動前夕，蔣再次以歡迎共產黨和工農群眾的姿態出現在各個動員會上，甚至宣布歡迎共產黨員重回第一軍。
蔣介石到底意下如何？后來的事實表明，蔣在本質上是極其反感共產黨及工農革命的。早在1923年帶團去蘇聯考察時，蔣就對蘇聯和共產黨表示不信任。他給孫中山的報告中表示出自己的意向，孫批評他“顧慮過甚”，此后蔣不得不有所收斂。孫去世后，蔣以孫未竟事業的被托付者自居，再加自己地位不穩，對手林立，一時不敢對孫的“聯共”政策輕舉妄動。更何況北伐初期，亟須蘇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對戰爭的支援。蔣曾坦言：“我所抱打倒共產黨主張，在廣州即欲實行，不是今日始有此決心，惟在廣州苦於說不出口，又恐勢力不敵，致國民黨亡於我蔣某之手，故忍痛至今。”隨著北伐進軍的節節勝利，蔣的個人權力逐步穩固，勝券在握之后，蔣的真面目才一點點暴露出來。
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及中國國內各反動階級眼看北洋軍閥大廈將傾，工農革命風起雲涌，“亂世”之中，急於尋找新的代理人來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發現蔣介石是“唯一有武力進攻激進分子（指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運動）的人物”，所以紛紛向他揚起了“橄欖枝”。
1926年11月，國民軍攻下南昌。9日，蔣在南昌成立總司令部，已決心實行清黨反共。為此，他招來了戴季陶、吳鐵城、黃郛等一大批國民黨右派分子，為他出謀劃策。同一時間，各個帝國主義的代表以及各派政客，也相繼麇集南昌，與蔣討價還價，談起了“生意”。就這樣，一個以蔣為中心的反動核心形成了。
1927年1月，蔣等人冒雪登上廬山，密謀數日后作出如下決定：第一，必須明示“離俄清黨”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軍要“底定東南，聯系紳商”﹔第三，在外交上要“棄俄聯日”﹔第四，在軍事上要聯合閻錫山和馮玉祥。
2月21日，蔣在南昌總部第十四次紀念周的演講中聲稱：“我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並不僅是國民黨一黨的領袖，共產黨是革命勢力之一部分，所以共產黨員有不對的地方，有強橫的行動，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責任及其權力。”顯然為其今后的“反目”制造輿論。緊隨其后，在江西的贛州、南昌、九江以及安徽的安慶均發生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遭到屠殺，工會、農協被搗毀的惡性事件。
3月26日，國民革命軍進駐上海。蔣介石認為時機完全成熟了，公開投入了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懷抱。他通過報界宣布：“決不用武力改變租界的現狀，租界問題將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並保証“解除上海工人武裝”，防止出現“用武力及暴動”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國主義則鼓動蔣介石“迅速而果斷地行動起來”，“使長江以南的區域免於淪入共產黨之手”。同時，蔣介石向上海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勞資問題上，“決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漢態度”。大資產階級馬上答應在財政上給他以全力支持，並立即為蔣提供300萬元資助。上海青洪幫頭目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組織了秘密的中華共進會和公開的上海工界聯合會，充當蔣介石反共的打手，蔣介石為他們提供經費、武器，並派心腹將他們編成隊伍。
在帝國主義和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下，蔣介石加緊准備發動反革命政變。首先將不完全受他控制的軍隊陸續調開或“處理解決”，而調集其嫡系部隊及新近投靠過來的軍閥部隊接防滬寧地區。從3月底開始，蔣介石連日召集秘密會議，策劃“清黨反共”。3月28日，吳稚暉在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會上誣蔑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提出對共產黨“應行糾察”。隨后，吳稚暉致函國民黨中央監委，聲稱共產黨“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4月2日，蔣介石邀集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李宗仁、古應芬、吳稚暉、李石曾、陳果夫等開會，向國民黨中央提出《檢舉共產分子文》，要求對共產黨作“非常緊急處置”。
4月5日，蔣介石發布總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裝糾察隊與工會一律在總司令部的管轄之下，“否則以違法叛變論，絕不容許存在”。4月8日，蔣介石指使吳稚暉、白崇禧、陳果夫等組織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規定該會將以會議方式決定上海市一切軍事、政治、財政之權，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后成立的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4月9日，蔣介石發布《戰時戒嚴條例》，嚴禁集會、罷工、游行，並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
與磨刀霍霍的蔣介石形成強烈的反差，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聽從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不贊成與蔣決裂的主張，表現出嚴重的右傾麻痺。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對於蔣介石的某些陰謀活動是有警惕的，也採取過堅決的態度。但是，在蔣到達上海后，中共的政策反而發生變化。3月28日，中共上海區委主席團會議宣讀了陳獨秀關於“要緩和反蔣”的來信后，上海的反蔣斗爭開始放鬆。
敵為刀俎，我為魚肉，一場在中共歷史上值得永遠銘記的悲劇即將上演。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附近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做好准備的青洪幫流氓打手，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冒充工人，從租界內分頭沖出，向閘北、南市、滬西、吳淞、浦東等14處工人糾察隊發起突然襲擊。工人糾察隊奮起抵抗。雙方正在激戰之時，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蔣介石收編的孫傳芳舊部）開來，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收繳工人糾察隊武裝，1700多支槍被繳，300多名糾察隊員被打死打傷。13日上午，上海煙廠、電車廠、絲廠和市政、郵務、海員及各業10萬工人舉行罷工，抗議反動派的血腥暴行。長達1公裡的游行隊伍行至寶山路三德裡附近時，埋伏在裡弄內的第二師士兵突然出現，向群眾開槍掃射，當場打死100多人，傷者不知其數。寶山路上一時尸橫遍地、血光沖天。下午，反動軍隊佔領上海總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總指揮處。接著，查封或解散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進行瘋狂的搜捕和屠殺。在事變后3天中，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共產黨領導人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犧牲。
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反革命陰風愈刮愈烈，大半個中國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7天當中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進步團體200多個，優秀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從容就義。中共北方區委遭到嚴重破壞，被迫停止工作。
5月9日，駐四川東部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楊森發出反共、討伐武漢通電，並悍然佔領宜昌，屠殺工農群眾﹔13日，駐扎宜昌的第十四獨立師夏斗寅叛變，與楊森配合，通電聯蔣反共，攻擊武漢政府。當地的土豪劣紳乘機反攻倒算，一個月內，殺死農民群眾四五千人﹔21日，原從軍閥改編過來的許克祥部在長沙發動叛亂，捕殺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100多人，造成駭人聽聞的“馬日事變”。反革命政變猖獗，留在武漢國民政府中的一些上層人物驚恐萬狀、紛紛逃離。
一向以國民黨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衛，在利用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撈足了個人資本之后，加緊了右轉反共的步伐。這期間，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和代表共產國際、聯共（布）的鮑羅廷等人，依然對汪的革命性心存幻想，並企圖以妥協讓步拉住汪。事實証明，步步退讓不僅使中共喪失了反抗的時機，而且助長的汪精衛集團的反革命氣焰。7月15日，汪精衛全面“倒戈”，召開“分共”會議，徹底同共產黨決裂，正式投入蔣的反動陣營。隨后，汪精衛集團加入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大開殺戒的暴行，“寧肯錯殺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網”，武漢立即陷於血雨腥風之中。至此，這首由國共合作奏響的威武雄壯、氣吞山河的大革命交響曲，畫上了終止符號。
由於蔣、汪對革命的背叛，從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成千上萬的中國共產黨優秀干部，群眾運動的領袖，共青團員，革命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倒在血泊中。據黨的六大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31萬人遭到反革命屠殺，其中共產黨員26萬多人。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共產黨內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思想混亂，一些不堅定分子悲觀動搖，相繼離黨而去，有些甚至公開向敵人懺悔，賣黨求榮。據1927年11月統計，共產黨員人數從革命高潮時的近6萬，驟然減少到1萬多人。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卻在風雨中巍然挺立，堅貞不屈、不折不撓，繼續追求革命真理。一些志向遠大的進步人士，如賀龍、葉劍英、彭德懷、徐特立等，就在這種危難時刻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黑暗是暫時的，烏雲終究遮不住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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