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流內閣”的一段佳話
全面抗戰開始以后，因國民黨執行片面抗戰路線，雖然前方將士流血流汗，但屢戰屢敗的戰況，讓國內各界大失所望。同時，民間的責難和非議又反過來影響前方抗敵官兵的士氣。身為大元帥的蔣介石並不知曉，民族戰爭必須動員全國民眾的力量，隻有讓侵略者陷於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才能取得最后的勝利。
中共不斷向國民政府提出建議：“政治工作必須建立，而且要成為軍隊的生命線來鞏固部隊。”
1931年年底，國民黨終於撤銷了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這個政訓處因大搞特務活動早已聲名狼藉，轉為恢復久負盛名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政治部。想當年，正是因為有共產黨主持的政治部，才有北伐戰爭期間，各界民主進步團體和愛國人士積極支持和響應的盛況。
1938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漢口正式挂牌，部長由國民黨第九戰區長官兼湖北省主席陳誠兼任，周恩來和第三黨負責人黃琪翔任副部長。政治部下面共設有四個廳，一廳主管軍中黨務﹔二廳主管民間團體和組織﹔三廳主管軍事政治宣傳和協同有關單位貫徹執行軍民總動員事宜﹔此外，另設有總務廳。
4月，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曇花林鳴鑼亮相。著名詩人、學者郭沫若任廳長，文化界名人陽翰笙擔任主任秘書一職，著名畫家傅抱石任職秘書。廳下設三個處，按照政治部的統一序列，第五處為文字宣傳處，胡愈之擔任處長﹔第六處為藝術宣傳處，田漢任處長﹔第七處為國際宣傳處，實際工作由杜國庠、馮乃超等人主持。此外，“全國慰勞總會”和“戰地文化服務處”也隸屬第三廳領導。
郭沫若和文化界許多進步人士，最初都不願意去這樣一個機構工作。一是認為這是到國民黨政府去“當官”，這是當時一些自負清高的文人所不屑的﹔二是第三廳屬於軍事編制，科員以上都授軍銜，郭沫若居然被授予中將軍銜，要穿軍服、行軍禮，這一招又是這些知識分子不能適應的。還是周恩來出馬，耐心地做這些人的思想工作，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大局，克服這些小小的不適應，何況利用第三廳這個招牌，可以為全面抗戰做許多事。周恩來對郭沫若說，“我們可不要把宣傳工作看得太菲薄了”，如果能把宣傳、慰勞、教育緊緊打成一片，至少可以抵消頑固派一部分顛倒黑白的宣傳活動。
當時任第三廳主任秘書的陽翰笙曾回憶：
“開始，大家都不願意去三廳，但周恩來告誡我們，到第三廳去，不是去當官，而是去工作，去斗爭，是一種非常尖銳復雜的斗爭，我們還是去了。郭老任廳長，我在郭老領導下工作。實際上，我們都是在恩來同志和長江局領導下工作。”參見陽翰笙：《第三廳——國統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戰斗堡壘》，《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三期。
由此可知，盡管從編制序列上看，第三廳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一個機構，但實際上是“在周恩來領導下的國共合作的群眾運動的領導機關”，是一個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團結各抗日黨派、人民團體和民主人士，團結思想界、文化界、學術界的著名人士參加的，在中共實際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強戰斗堡壘。為了適應在國民黨的軍事機關裡工作的需要，中共黨組織的活動方式也採取了適當的變通。在第三廳的領導骨干中，專門成立了一個中共的秘密小組，由周恩來直接領導，成員是郭沫若、陽翰笙、杜國庠、馮乃超、田漢和董維健﹔三廳處以下的黨員則另外成立一個支部，由馮乃超任書記，劉季平任組織委員，張光年任宣傳委員。平時這兩個黨組織互相不發生聯系，以防止萬一發生問題，不致互相影響。
據說郭沫若想以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在三廳工作，周恩來勸他服從黨的需要，以進步文化人士的身份出任廳長。
郭沫若從1923年后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提倡無產階級文學。1926年參加北伐，任國民革命軍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蔣介石開始清黨后，郭在朱德家裡，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凶頑、還要狠毒、還要狡詐的劊子手”。隨后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2月因被國民黨政府通緝，流亡日本。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郭回到中國，並與蔣介石達成了相互諒解。
由郭沫若出面，第三廳請到了一大批有影響的文化名人。除幾個大名鼎鼎的處長外，各個科長，甚至每個工作人員都是擁有一己之長的知名專家、教授、學者、演員、導演、畫家、音樂家、作家。這些文化名流放棄高薪和舒適的生活，不計個人得失，隻為抗戰而來，投身各種形式的民眾動員。如六處第一科科長洪深，負責戲劇音樂宣傳。洪深本是復旦大學的名教授，他到第三廳做個科長，有人不理解：“堂堂大學教授，居然被上校官銜打瞎了眼，隻怕是想過官癮吧！”洪深說：“民族戰爭關系到國家興亡，在這血與火的歲月，生與死的搏斗中，每個人隻能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抗戰的需要！”“我洪深是來抗日的，不是來做官的。隻要抗日一天，我就干下去，一天不抗了，我第二天就滾蛋！”轉引自李良志：《渡盡劫波兄弟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190頁。六處第三科科長是中央大學的徐悲鴻。七處第二科科長董維健是留美博士，第一科科長杜國庠是日本京都大學高才生。還有金山、趙丹、冼星海、鄭君裡、張樂平、李可染、葉淺予、傅抱石、張曙等。第三廳最盛時有2000多人，聚集的文化名流不下百人，可謂人才濟濟，集一時之盛。“名流內閣”的雅號由此而來。
第三廳有1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3個電影放映隊，1個漫畫宣傳隊，還有著名的“孩子劇團”和“新安旅行團”。
對當時藝術界、文化界人士的愛國激情，親身經歷那段生活的陽翰笙后來回憶道：
“這是多麼有才華的熱誠的革命藝術家啊！他們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是革命文藝隊伍中的精華。盡管他們每個人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經歷，有著各自的性格、長處和短處，但是他們都有一顆願和祖國同甘苦、共存亡的赤子之心，都有一腔為黨的革命事業奮斗的熱忱﹔都有一股勇於艱苦創業的干勁，都有一副熱愛同志、熱愛朋友的俠義心腸！”參見陽翰笙：《第三廳——國統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個戰斗堡壘》，《新文學史料》1981年第三期。
第三廳“開張”后打響的第一炮是4月上旬的抗日擴大宣傳周活動。周恩來殷切希望“把武漢的擴大宣傳周擴大到全國去，武漢要做全國宣傳工作的模范”。為此，活動周進行了精心計劃和周密安排。
以4月7日的火炬游行為開始，之后每一天一個主題，活動共持續了整整一周的時間。其中，第一天舉行活動開始儀式，並確定為“文字宣傳日”。從當時的報道中可以看到這樣的盛況：火炬游行，行列綿亙數裡，經過之地區，市民均以鞭炮歡迎，民氣極度振奮。第二天是“口頭宣傳日”，分別舉行了廣播演講、公開演講和宣傳隊街頭演講等活動。那一日不巧是雨天，但雖然大雨滂沱，宣傳隊員們仍精神奮發，情緒熱烈。第三天是“歌詠日”，在中山公園體育場舉行廣場歌詠活動，郭沫若到場作了“來它個四面倭歌”的演講。晚上，光明大戲院還舉行大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救國軍歌》等歌聲此起彼伏，蔚為壯觀。第四天是“美術日”。巍峨的黃鶴樓兩旁展出數百幅抗日宣傳畫，當夜幕降臨后，開始了畫燈火炬游行。無數群眾自發涌進游行隊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漢奸”、“慰問前方將士”、“有錢出錢”等口號震天動地。到晚上10點，一隊隊火炬會集江邊，開始水上火炬歌詠游行。火光映照著滾滾東去的長江，場景慷慨悲壯。第五天是“戲劇日”，演出了話劇，主要劇目有《最后一計》、《團結抗日》、《日兵暴行》、《放下你的鞭子》、《難民曲》、《大家一條心》等，還演出了歌劇、評劇、漢劇、楚劇、雜劇等。第六天是“電影日”，巡回放映車在武漢各重要地點放映中國電影制片廠所攝制的抗戰影片，並播送抗戰歌曲。第七天活動達到高潮，武漢地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在漢口，下午1點左右，中山公園中已萬頭攢動，軍、政、商、學、工、婦女、難民、青年、傷兵等團體總數不下四五萬人，加上各大街小巷正往聚集地來的群眾，達20余萬人﹔在武昌，游行的人不下十余萬﹔在漢陽，到會的黨政軍民眾團體也有8000多人。
第三廳第二個重大活動是兩個多月后的“七七事變”一周年抗戰宣傳周。其中的獻金活動最感人淚下。組織獻金活動的目的“首先不是為了募錢，而是通過宣傳募捐來激發老百姓的愛國熱忱和抗戰決心”。當時，陳誠強烈反對獻金活動，他對郭沫若說不行，這一項一定會大失敗。哪裡有人來給你獻金呢？有錢的人不會到台上來獻，沒錢的人更不用說。第三廳成立前，國民政府政治部搞過三天募捐，一共才募得4000元。
不過，陳誠這次估計錯了。民眾的抗日熱忱使獻金活動破天荒地成功了。據郭沫若回憶：“五座固定的獻金台、三座流動的獻金台，掀翻了整個武漢三鎮。獻金人群，每天從早到晚川流不息地朝台上涌。人與人之間在作比賽，台與台之間在作比賽，簡單一句話，簡直是狂了。”前來獻金的人當中，既包括高官巨賈、社會名流、機關人員，也有藝人、軍人和商人，甚至還有那些擦皮鞋的孩子、黃包車夫、碼頭工人、老媽子、洗澡堂裡的揩背的、茶樓酒店的堂倌……老百姓有的獻了一次又一次，有的獻了十次二十次。真是一幅異常感人的愛國畫面。“那些時日的武漢報紙保存著極豐富的、令人感激得流淚的紀錄。”《郭沫若全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6頁。
“七七獻金”得到了各界、各個階層人士和民眾的熱烈擁護。中共中央長江局、中共代表團、八路軍辦事處等單位全體成員專門組成了“中共獻金團”來到漢口江漢關獻金台參加了獻金活動。他們紛紛拿出自己在國民政府任職的薪金或微薄生活費用投入募捐櫃中﹔毛澤東還特地從延安發來電報，獻出他作為國民政府參政員的月薪﹔在華北敵后堅持游擊戰爭的八路軍將士也把“七七”當天節省下來的1000元菜金悉數委托中共代表團獻出。
獻金活動整整持續了5天，募捐了100萬法幣，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為了使這筆錢可靠地用於慰勞前方將士和賑濟災民，第三廳又籌建了全國慰勞總會和全國寒衣委員會，讓這兩個組織用這筆錢和其他資助，到香港購買了10卡車藥品和醫藥器械，又為前方將士趕制了20萬套暑衣、40萬套棉衣，其中5萬套給了八路軍。
第三廳還在武漢發動大規模的寫慰問信活動，號召各界群眾給前線官兵寫信。一時間，幾百萬封信像雪片一樣飛到各個前沿陣地，極大地鼓舞了將士們的士氣。
第三廳在武漢期間組織領導的其他活動還包括：召開記者招待會、編寫世界語刊物《中國導報》、監聽日本廣播電台、開展日本專題研究、展開對日宣傳、協助散發和投放各類宣傳品、在戰俘中組織反戰教育活動等等，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8年10月下旬，日軍逼近武漢，第三廳隨同國民政府輾轉到重慶。此后，隨著抗日戰爭轉入相持階段，蔣介石逐步改變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方針。為加強對文化界的統制，國民黨當局幾次三番強迫第三廳人員加入國民黨。
1939年下半年，趁周恩來和郭沫若都不在重慶，陳誠、賀寒衷、張勵生等強令三廳人員加入國民黨。因奔喪回到四川樂山家鄉的郭沫若得知這一情況，立即返回三廳，提出辭職以示抗議。因懼怕郭沫若在社會上的影響和聲望，強令三廳人員加入國民黨之事暫時擱置。
同年10月，國民黨秘密頒布《共產黨問題處理辦法》，蔣介石親下手諭“凡在軍事委員會各單位中的工作人員一律均應加入國民黨”，聲稱“凡不加入國民黨的一律退出三廳”。但是，三廳絕大多數人拒絕參加國民黨。郭沫若義憤填膺，當即提出辭職以示抗議，三廳其他進步人士也紛紛效仿提出辭職。周恩來與時任政治部部長的張治中說：“第三廳這批人都是無黨無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會上很有名望的。他們是為抗戰而來的，而你們現在搞到他們頭上來了。好！你們不要，我們要！現在我們准備請他們到延安去。請你借幾輛卡車給我，我把他們送走。”唐培吉、王關興、鄒榮庚：《兩次國共合作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頁。蔣介石得知此事，擔心郭沫若等人去延安，於是突然召見郭沫若、杜國庠、馮乃超、田漢、陽翰笙，說明在政治部裡成立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宗旨是對文化工作進行研究，要三廳的人員需要留下來繼續工作。這是蔣介石採取的羈縻政策。
就這樣，國共合作的第三廳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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