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團大戰”顯神威
位於山西省陽泉市區南6公裡處的獅垴山主峰上，矗立著一座高達40米，形如一把鋒利刺刀的紀念碑。這就是著名的“百團大戰”紀念碑。整個紀念碑建筑群，氣勢雄偉，威嚴壯觀，展現了聞名中外的“百團大戰”的宏偉氣魄。徜徉在紀念碑下，當年八路軍指戰員和廣大民兵群眾一同浴血奮戰、英勇抗日的壯烈景象就會在腦海中紛至沓來。
百團大戰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主動出擊日軍的一次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戰役，投入兵力40萬，歷時3個半月，進行大小戰斗1800多次。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40年的春夏之交，日本利用德國在歐洲推進，英、美無暇東顧的機會，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其目的在於迅速結束在中國的戰事，抽出身來實施更“宏大”的南進計劃，掠取英、法、荷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為此，日本對國民黨施行“大棒”加“胡蘿卜”的政策，即軍事壓力和政治誘降雙管齊下。一面發動棗（陽）宜（昌）戰役，連續轟炸重慶，聲稱要進攻西安、重慶、昆明，迫使英、法封鎖滇越路和滇緬路，切斷了國民政府在西南的國際交通要道﹔一面通過各種渠道和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進行接觸，商談“和平”條件，誘惑國民黨在談判桌上陷入它的網罟。這軟硬兼施的辦法使蔣介石產生一定程度的動搖。中共方面擔心，一旦蔣、汪“統一投降、統一反共（毛澤東1940年7月6日語）”、“中日聯合‘剿共’”（毛澤東1940年11月9日語），不僅陝北根據地將面臨滅絕之災，中國也將陷於萬劫不復的絕境。
日本帝國主義在誘迫國民政府的同時，以大量兵力“掃蕩”中共的敵后根據地。1940年夏，日軍在華北地區建立了3000余個據點、1萬多個碉堡、5000余公裡鐵路、3萬余公裡公路。這種嚴密而便捷的軍事網絡，使兵力有限的日軍形成一個強大的整體，把抗日根據地與其他地區、根據地與根據地之間隔離開來。八路軍被日軍封鎖在各個窮鄉僻壤裡，生存和發展極其艱難。以研究軍事戰略見長的劉伯承把日軍的上述部署，形象地稱為“以鐵路為柱，以公路為鏈，以碉堡為鎖”的“囚籠政策”。這個“囚籠政策”對八路軍危害極大，讓朱德、彭德懷等紅軍將領十分不安。
為激勵全國軍民的抗戰熱情，減少蔣介石政權投降的可能性﹔也為了盡早打破日軍布下的“囚籠”，八路軍總部決定組織一次大規模的破襲戰。
彭德懷、劉伯承、鄧小平、左權、聶榮臻等幾個紅軍將領首次商議，就把視線落在了正太鐵路（今石家庄—太原）上。這條橫貫在晉察冀和晉冀豫“兩區間的正太路是日軍控制山西、河北的交通命脈，也是阻隔兩區聯系的重大障礙。要是切斷正太路，既可使日軍在山西的運輸補給失去可靠的保障，又有利於兩區在軍事、經濟等方面的互相支持和幫助”。《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247頁。同時，“提出聶和劉、鄧可以一個負責破襲東段，一個破襲西段”的計劃。《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頁。經過幾個月的洞察敵情和深思熟慮，到7月中旬，八路軍總部召開軍事會議，正式決策：發起破襲正太鐵路戰役，切斷日軍由平漢鐵路通往山西的運輸補給，有利於太行、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片。
7月22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等下達《戰役預備命令》，規定以不少於22個團的兵力，大舉破擊正太鐵路。同時要求對同蒲（大同—風陵渡）、平漢（今北京—漢口）、津浦（天津—浦口）、北寧（今北京—沈陽）、德石（德州—石家庄）等鐵路以及華北一些主要公路線，也部署適當兵力展開廣泛的破擊，以配合正太鐵路的破擊戰。《預備命令》還要求參戰部隊於8月10日前完成戰役准備工作。
8月8日，朱德、彭德懷和左權，向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小平，發出了《戰役行動命令》，規定：晉察冀軍區破擊正太鐵路石家庄（含）至陽泉（不含）段﹔第一二九師破擊正太鐵路陽泉（含）至榆次（含）段﹔第一二〇師破擊忻縣以北的同蒲鐵路和汾（陽）離（石）公路，並以重兵置於陽曲南北地區，阻擊日軍向正太鐵路增援。要求各部在破擊交通線的同時，相機收復日軍佔領的一些據點。在這些地區和交通線，駐有日軍3個師的全部、2個師的各2個團、5個獨立混成旅全部、4個獨立混成旅的各2個營、1個騎兵旅的2個營，共20余萬人﹔另有飛機150架和偽軍約15萬人。八路軍參戰兵力，計晉察冀軍區39個團、第一二九師（含決死隊第一、第三縱隊等）46個團、第一二〇師（含決死第二、第四縱隊等）20個團，共105個團20余萬人，另有近20萬游擊隊和民兵參加作戰。
8月20日22時，“一顆顆攻擊的紅色信號彈騰空而起，劃破了夜空，各路突擊部隊簡直像猛虎下山，扑向敵人的車站和據點，雷鳴般的爆炸聲，一處接著一處，響徹正太路全線。”《聶榮臻回憶錄》（中冊），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496頁。同一時刻，平漢、同蒲、德石、滄石等鐵路和公路干線上，槍炮聲、炸藥的爆破聲震撼著華北大地。在八路軍總部的統一指揮下，晉察冀軍區、第一二〇、第一二九師等，向日軍侵佔的華北主要交通干線，展開了全面攻擊，一場以正太鐵路為重點、聲勢浩大的交通總破襲戰打響了。
百團大戰分三個階段進行。參見李隆基：《堅持抗戰苦撐待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41頁。
第一階段（8月20日至9月10日）：交通大破襲。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交通破壞戰，就是破壞與截斷日軍在華北的全部交通，作戰重點是摧毀正太鐵路。正太鐵路橫越太行山，是連接平漢、同蒲兩鐵路的紐帶，是日軍在華北的重要戰略運輸線之一。日軍在正太鐵路沿線駐有獨立混成第四旅（司令部駐陽泉）全部，獨立混成第八、第九旅（司令部分別駐石家庄和太原）各一部。
8月20日夜，晉察冀軍區在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指揮下，以18個步兵團、1個騎兵團又2個騎兵營、5個游擊支隊，在部分炮兵和工兵配合下，組成左、中、右3個縱隊，分別向正太鐵路東段日軍獨立混成第八旅大部和獨立混成第四旅一部展開攻擊。經數小時激戰，右縱隊攻入晉冀交界的要隘娘子關，殲日軍一部。隨后，破壞了娘子關以東的橋梁和通信線路。向娘子關至微水段進攻的中央縱隊，連克蔡庄、地都、北峪、南峪等日軍據點，並破壞橋梁兩座。攻擊井陘煤礦的中央縱隊一部，在當地礦工支援下，破壞了煤礦的主要設施，“使最重要的新礦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日〕石島紀之：《中國抗日戰爭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頁。。23日，因石家庄方向的日軍獲悉，西援兵力達14個中隊之多，再加上連日降雨，河水泛濫，嚴重妨礙作戰行動，晉察冀軍區部隊遂連夜轉移兵力，撤出戰斗。左路縱隊攻擊微水至石家庄段的岩峰、上安等據點未能得手，於是轉移兵力，實施對鐵路、橋梁、隧道的全面破擊。
第一二九師在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指揮下，以8個團（包括決死隊第一縱隊2個團）、8個獨立營的兵力，組成左翼破擊隊、右翼破擊隊和總預備隊，也在8月20日夜對正太鐵路西段日軍獨立混成第四旅大部和獨立混成第九旅一部展開攻擊﹔另以2個團會同平定、遼縣、榆社等地方武裝，分別對平遼、榆遼公路進行破擊，並牽制各點守敵，保障主力側后的安全。左翼隊一部進攻蘆家庄，連克碉堡4座，殲日軍80余人﹔右翼隊一部攻擊桑掌和鐵爐溝等據點，殲日軍130余人。21日，該師為阻止日軍從側背攻擊破路部隊，令預備隊一部搶佔陽泉西南4公裡處的獅垴山高地。從23日起，陽泉日軍在飛機支援下，並使用化學武器，不斷向獅垴山猛攻。一二九師阻擊部隊英勇奮戰，堅守6晝夜，殲日軍400余人，保障了破擊部隊翼側的安全。經數日作戰，一二九師控制了正太鐵路西段除陽泉、壽陽以外的大部分據點及火車站，嚴重破壞了該段的路軌、橋梁、隧道，使正太鐵路西段陷於癱瘓。日軍第一軍參謀朝枝繁春哀嘆：“在率領援軍向陽谷前進的途中，看見石太線沿線各小據點大半已被消滅，多處枕木被燒毀，鐵軌被拆除，鐵路橋梁大部遭到破壞或損傷。”轉引自李隆基：《堅持抗戰苦撐待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頁。
第一二〇師在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的指揮下，對同蒲路北段和鐵路兩側的主要公路展開大規模破擊。分兵一部到陽曲策應劉鄧一二九師的作戰﹔一部破襲忻（縣）靜（社）公路，克敵重要據點康家會﹔主力一部破襲汾（陽）離（石）公路。到8月31日，共殲滅日偽軍800余人，切斷了同蒲路北段、忻靜、汾離、太汾等公路。
第一階段的作戰讓八路軍大獲全勝，實現了戰役的預期目的。被突然打亂了陣腳的日軍一時回不過神來，待查明情況后，趕緊調集兵力進行反扑。八路軍調整部署，進入第二階段的作戰。
第二階段（9月22日至10月10日）：乘勝擴大戰果。這一階段是攻奪敵軍深入我腹地的據點，並繼續破襲交通線。8月31日，八路軍總部提出第二階段作戰任務：徹底消滅正太路和同蒲路的忻縣、朔縣段，使晉察冀、晉西北和晉冀豫3個基本根據地連成一片。9月16日，正式下達作戰命令。具體部署是：第一二〇師主力對同蒲鐵路北段寧武至軒崗段進行徹底破壞，再次切斷同蒲鐵路北段的交通﹔晉察冀軍區主力破擊淶（源）靈（丘）公路，並奪取淶源、靈丘兩縣城﹔第一二九師重點破擊榆（社）遼（縣）公路，收復榆社、遼縣（今左權）兩縣城。
日軍遭到八路軍連續兩個階段大規模進攻作戰的打擊后，深感八路軍對其威脅的嚴重性，為穩定局勢，鞏固佔領區，便調集重兵，從10月6日起，以飛機、大炮作掩護，坦克開路，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殘酷的報復性“掃蕩”。“百團大戰”由此進入第三個階段。
第三階段（10月6日至12月5日）：突破合圍反“掃蕩”。1940年10月19日，八路軍總部下達反“掃蕩”作戰命令，要求各部隊與地方黨政機關和廣大群眾密切配合，廣泛開展游擊戰，消滅進犯之敵，粉碎日軍的“掃蕩”。
太行地區。1940年10月6日，日軍以近萬人的兵力，對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部等領導機關所在的太行抗日根據地榆社、遼縣、武鄉、黎城間地區進行連續“掃蕩”。10月29日至11月4日，一二九師在彭德懷直接指揮下，頑強抗擊，給予敵軍以重大殺傷。日軍於14日撤退。11月17日起，日軍約7000人“掃蕩”太岳區。第一二九師所屬太岳軍區在游擊隊和民兵的配合下，活動於沁河兩岸，尋機打擊日軍，至27日，殲日軍近300人，迫使其於12月5日撤退。
晉察冀地區。1940年11月9日，日軍以萬余人“掃蕩”北岳抗日根據地，並佔領了晉察冀軍區領導機關所在地阜平。平西和北岳兩區軍民，以內外線相配合，廣泛開展游擊戰，連續伏擊、襲擊日軍后方交通線，迫使日軍大部撤退。2月3日至27日，晉察冀軍區以4個團向日軍發動進攻，殲其500余人，迫使日軍全部撤出北岳抗日根據地。
晉西北地區。1940年12月中旬，日軍以2萬人的兵力對晉西北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一二〇師部隊和晉西北地區群眾實行空室清野，堅持“區不離區，縣不離縣”的游擊戰破擊日軍后方交通線，攻擊日軍修路部隊和運輸隊，共殲日偽軍2500余人，迫使日軍於1941年1月下旬全部撤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
歷時百天的“百團大戰”，八路軍在地方武裝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緊密配合下，一共進行了1800多次戰斗，拔除敵人據點約3000個，擊斃擊傷日偽軍258萬人，俘虜敵人18萬多人，並且繳獲了大量軍用物資。破壞鐵路470余公裡、公路1500余公裡，繳獲各種炮50余門、各種槍5800余支（挺）。日軍在遭受出乎意料的打擊后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並從華中正面戰場抽調2個師加強華北方面軍，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更大規模的報復作戰。
“百團大戰”收復了被日軍佔領的部分地區，粉碎了日軍的“囚籠政策”，給了侵華日軍以強有力的打擊，推遲了日軍的南進步伐。同時，為遏制當時國民黨妥協投降的暗流、爭取時局好轉起了積極作用，進一步鼓舞和增強了全國人民奪取抗戰勝利的信心。此外，“百團大戰”還用事實駁斥了國民黨頑固派對共產黨、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誣蔑，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聲威。
“百團大戰”在進行期間，獲得了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高度評價，“后方的同胞們為此感奮到流淚”1940年9月19日《新華日報》社論援引重慶某晚報語。，也獲得了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的好評。但是，“百團大戰”在以后的歲月中卻不斷引起非議。
從1943年起，八路軍總部和參加“百團大戰”的一些領導人，開始把華北敵后抗戰出現的一些困難與“百團大戰”的發動聯系起來，指出此戰導致八路軍力量暴露和元氣受傷等一些問題。
對百團大戰更為嚴厲的指責是在近20年以后的廬山會議。由於彭德懷被錯誤地定為反黨、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罪行，他所直接指揮的“百團大戰”也被全面否定。會上指責“百團大戰”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錯誤的，違背了毛澤東的基本上是游擊戰而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的軍事戰略方針，消耗了自己的力量，減輕了日寇對正面戰場國民黨軍的壓力，使抗日根據地受到了極大的損失。在“文化大革命”中，隨著對彭德懷批判的升級，“百團大戰”進一步“遭殃”，甚至有人說：1941年1月發生的“皖南事變是因為百團大戰暴露了力量，引起蔣介石的進攻。消滅新四軍八九千人，這個罪責應該彭德懷負”。《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頁。
應當看到的是，任何一場戰役都不可能是完全沒有遺憾的，“百團大戰”也不例外。在戰役過程中，由於領導者沒有指揮大規模戰役的經驗，致使各路部隊在相互配合作戰方面存在欠缺，八路軍由此付出了重大的人員傷亡及喪失幾處根據地的代價，八路軍傷亡17萬余人，中毒2萬余人。尤其是在戰役的第二階段。戰役結束后，由於暴露了八路軍、根據地的實力，引發日軍的瘋狂報復和蔣介石的“猜忌”，加劇了華北根據地和八路軍的困難。這都是客觀存在的，也是無法避免的。但是，試想如果八路軍始終藏頭露尾，搞“打一槍換個地方”的小股游擊，后果又如何？
歷史是公正的，“百團大戰”所產生的良好政治影響，無可替代，愈久彌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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