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盧溝橋的炮聲發出了中華民族被壓抑已久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這是一場為民族的生存、民族的尊嚴、民族的復興發起的大決戰，是100多年來中華民族萬眾一心，共同抵御外侮的一次偉大戰爭，也是100多年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倡導並堅持國共合作，共御外侮，贏得了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經過民族戰爭血與火的洗禮，中國共產黨不斷壯大，走向成熟。
扭轉時局的驚天之變
在蔣介石一意孤行，對工農紅軍圍困截堵、窮追猛打之時，日本侵略軍的鐵蹄踏進了中國華北。
1935年1月，日軍首先制造了“察東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認察哈爾沽源以東地區為“非武裝區”﹔6月，日軍又以天津兩個漢奸相繼被刺身亡一事（日本戰敗后，華北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供認兩人之死是其策劃的），逼迫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何梅協定》，撤出原先蔣介石為防止華北脫離國民政府而設的國民政府憲兵第三團和軍委會政訓處，以及在河北的國民黨中央軍﹔10月，日本又進而發動所謂華北五省“防共自治運動”﹔11月，日本特務機關唆使殷汝耕在北平通縣成立脫離南京中央政府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2月，國民政府再度妥協，同意成立標志華北政權特殊化的冀察政務委員會。
華北危矣！欲壑難填的日本侵略軍正在用“漸進蠶食”方式，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國。執著“安內”的蔣介石已經越來越難於壓制全國各階層民眾的抗日怒火。華北危急中，孫中山親密戰友廖仲愷的夫人，德高望重的何香凝女士給蔣介石贈送了一條羅裙並附一詩：
枉自稱男兒，甘受敵人氣。
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
吾輩婦女們，願往沙場死。
將為巾幗裳，換你征衣去。尚明軒：《何香凝》，《民國人物傳》（第二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73頁。
更讓蔣介石難堪的是老將續范亭。12月26日，這個曾經參加辛亥革命的國民黨元老竟然跑到中山陵前剖腹自殺，留下《哭靈》詩一首：
謁陵我心悲，哭陵我無淚﹔
瞻拜總理陵，寸寸肝腸碎。
戰死無將軍，可恥此為最！
腆顏事仇敵，瓦全安足貴？田為本：《續范亭》，《民國人物傳》（第二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5頁。
這個時候，國民黨內部許許多多與蔣對立的派別都紛紛拿抗日說事，讓蔣介石寢食難安。當然，最大的壓力來自全國幾萬萬的民眾。
1935年12月9日，北平數千大中學生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游行，反對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掀起全國抗日救國新高潮。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學生的愛國壯舉，激發了全國各界人民的民族情感，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漢口、廣州等地工人、市民、商人，迅速成立各種形式的抗日救國會、抗日義勇軍和宣傳隊，罷工、集會、請願、抵制日貨，強烈呼吁政府出兵收復失地。在聲勢浩大的救亡運動中，有些身處前線的國民黨官兵也深受感染，違反政府“不抵抗”命令，奮起反擊，實行局部抗日。
與國民黨當局截然相反，即便在艱難的長征途中，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依然心系國家利益和民族命運。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再次明確表示隻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實行對日作戰，共產黨願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宣言建議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籌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呼吁各黨派和軍隊首先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斗。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策略。
中國共產黨的真誠贏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逼得蔣介石進退兩難：不抗日，“樹欲靜而風不止”﹔出兵抵抗，共產黨和紅軍勢必趁機坐大。但是，已是四面楚歌的蔣介石此時明了“攘外必先安內”的老調無法再彈下去，必須另找出路，改變時局。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個重大契機，這就是中國現代史上影響深遠的“西安事變”。
要了解“西安事變”前因后果，必須先了解“制造”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和楊虎城。
張學良，1901年出生於遼寧省台安縣，是大名鼎鼎的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長子，人稱“少帥”。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關東軍炸死，張學良身負民族大義和殺父之仇，以“東北易幟”的果斷行動，向國民政府發出《絕不妨礙統一電》，促使中國從形式上走向統一，斷了日本鯨吞東北的念頭。但是，“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懾於日軍的強大以及保存自己兵力的考慮，要求駐守北大營的一萬多名東北軍將士以不抵抗避免沖突，直接導致東北的淪喪，受到社會輿論的猛烈抨擊。1935年，帶兵退回關內的張學良被蔣支使到西北“圍剿”紅軍，因連連受挫，逐漸對蔣的調遣有所不滿。
共產黨適時地抓住了這個機會，暗中派人聯絡張學良，曉之以義，動之以情。1936年4月9日，張駕機飛抵膚施（今陝西延安）與周恩來會談，與紅軍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協議。此后，葉劍英又攜帶雙方停戰計劃及毛澤東的約書來西安，張學良拿出巨額私款，贈送紅軍做冬季衣食補給費用，解決了紅軍過冬的燃眉之急。據說，當時鄧小平病重，生命垂危，無藥可醫，也是張學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
楊虎城，1893年出生於陝西蒲城縣孫鎮甘北村農家。1911年，投身於辛亥革命。1915年，率眾加入陳樹藩的陝西護國軍，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革命活動。1917年，參加陝西民主革命早期由於右任領導的僅有的一支武裝力量——靖國軍，后又參加國民軍。1924年加入國民黨，擁護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先后擔任師長、軍長、十七路軍總指揮、陝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等職。楊歷來同情共產黨，主張抗日救國。1933年，主動向蔣請纓抗日，但遭冷遇。同年6月，他與當時駐扎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達成默契互不侵犯。1935年，楊奉蔣之令調兵到陝南阻截紅二十五軍，遭到紅軍的反擊，損失慘重。因不願如此“內耗”，楊多次向蔣進言，要求停止“剿共”，團結御侮，蔣不但不聽，反而疑忌倍生。
1935年11月，中共派專人做楊虎城的工作，楊對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主張極表贊成。毛澤東還給楊寫信，商談紅軍和楊的十七路軍合作問題。
經過眾多鮮為人知的努力，一個紅軍、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三位一體”的統一戰線形成了，西安頓時成為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陣地。
西安的局面使蔣介石大為不滿。1936年11月，蔣介石趁解決“兩廣事變”的余威，把他的嫡系部隊約30個師10萬大軍，從兩湖調到平漢線漢口—鄭州段和隴海線鄭州—靈寶段，准備入陝。大規模的內戰一觸即發。
12月4日，蔣介石在張學良的陪同下到西安攤牌（張在12月2日乘軍用專機專程到洛陽迎蔣）。他當時提出兩個辦法，要張、楊作最后的抉擇：一個是服從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陝北前線，在其嫡系部隊監視之下積極“進剿”紅軍﹔一個是如果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閩，十七路軍調皖，把陝甘讓給其嫡系部隊做“剿共”之用。參見李義彬：《從內戰到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6頁。
蔣介石所提出的這兩個辦法，都是張、楊所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願再替蔣介石打內戰，也不願讓自己的部隊離開西北這塊“地盤”，最終被蔣介石撤並。但事已至此，可謂山窮水盡，出路隻有一條：扣押蔣介石，聯共抗日。
為了爭取蔣介石同意聯共抗日的要求，張學良在12月7日向蔣介石進行了一次“哭諫”。不料蔣介石勃然大怒，罵張年輕無知，受了共產黨的迷惑。張、楊忍無可忍，才下了“硬干”的決心。
當時，深受共產黨抗日愛國宣傳影響的西安民眾，均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團結抗日的主張，尤其是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12月9日，西安10000多學生為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舉行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請願隊伍浩浩蕩蕩往臨潼華清池蔣介石下榻的地方而來。
蔣聞訊后驚慌失措，令張學良設法制止，並殘忍地說：“如果學生不聽，可用武力制止。”張在灞橋追上游行學生，但學生不聽勸阻，表示不到臨潼誓不罷休。時近黃昏，12月的西北，朔風四起，天寒地凍，學生們頂著飛舞的雪花，忍飢挨餓，仍振臂高呼：“我們願為救國而死！我們不願意做亡國奴！”“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深為學生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當場許諾：“我張學良是國家的軍人，決不辜負你們的救國心願，決不欺騙大家，一星期之內我以事實做答復。”李義彬：《從內戰到抗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2頁。言至此，聲淚俱下。
當日晚，張學良再次勸蔣抗日，兩人言語不合，再次發生爭吵，盛怒下的張學良與楊虎城商議，決定發動兵變，並命令其親信騎兵師師長白鳳翔負責捉拿蔣介石。白鳳翔表示“隻見過照片，沒見過本人，到時候亂軍之中怕出錯誤”。為此，張在第二天以准備讓白鳳翔回熱河打游擊為名，專門帶著白見到了蔣介石，蔣當時正在召開會議，正式通過發動第六次“圍剿”計劃，決定在12日宣布動員令。
12月11日，張學良想作最后一次努力，再赴華清池向蔣介石哭諫，依然毫無結果。晚上，蔣還邀請張學良、楊虎城和蔣鼎文、陳誠、朱紹良等共進晚宴，席間，蔣宣布了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總指揮等換將的任命書。命令中央軍接替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剿共任務。最后的通牒已下，已經不可挽回。
當時蔣住在臨潼，而跟蔣來西安的文武大員邵元沖、陳誠等20余人，都住在西安城內的西京招待所，城裡還有蔣的中央憲兵團和警察特務等機關。為了達到兵諫的目的，東北軍與十七路軍作了適當的分工，大體是臨潼歸東北軍負責，西安歸十七路軍負責。
12月12日晨5時，“西安事變”爆發。東北軍突然沖進臨潼的華清池，蔣的憲兵隻有80來人，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隻能作短暫的抵抗就被擊潰。還在床上的蔣介石聽到槍聲、人聲，知道大事不妙，趕緊從臥室后窗跳出，跑向房后的驪山藏匿。東北軍官兵搜索到蔣的寢室，發現蔣已逃出，環顧四周，桌子上放著蔣介石的軍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著大衣。摸一摸被褥，還是溫暖的，知道出逃不遠。床旁邊通向驪山的一扇窗開著，說明蔣可能由此越窗而逃。官兵們隨即包圍了驪山，很快搜獲了躲在半山腰一塊大虎斑石后的委員長。據說當時蔣的形容極其狼狽：光著頭，上身穿著古銅色睡衣，下面穿白色睡褲，腳上的鞋子跑掉了一隻。顫巍巍地立在寒風之中。蔣介石此時尚在雲裡霧中，他不知突襲華清池行轅的是什麼部隊，他最擔心的是紅軍發動襲擊。當他知道是東北軍干的，好像心裡稍安一些。
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蕭贊育從一個側面回憶了自己親歷的“西安事變”。
12日凌晨5點左右，忽然槍聲四起，勤務兵梁介然和書記林培深都跑進來，報告情況，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開靠外牆的小門一探究竟，不意門一開，馬上一顆槍彈射了過來，接著是一名傷兵爬進了門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語。“到底怎麼回事？”大家都不明白。由於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閣樓，往外張望，此時天已微明，隻見密密麻麻的都是張部東北軍，但是后面驪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黃軍服與灰軍服的少數人，還在彼此射擊，被擊中者一個個滾下山來。……門房中，張學良的軍官一再進來詢問：“委員長究竟往哪裡去了？什麼時候離開的？”誰也說不出來。我這時還在為蔣介石慶幸：“蔣介石可能早已聞警，避過此劫了。”約八九點鐘，忽聞后山鼓噪聲大起，並有人高叫：“委員長找到了！委員長找到了！”隨即發出集合號音，沒幾分鐘，蔣介石下山了，並在門房的大門口停下來，隻聽到蔣介石高聲道：“我要在這裡休息！”又聽有人說：“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請上車到城裡去。”李立：《蔣介石侍從秘書蕭贊育回憶西安事變》，《親歷西安事變》，團結出版社2007年版，第408-409頁。
同一時間，在西安城內西京招待所，十七路軍扣留了隨蔣而來的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邵元沖等國民黨軍政要員。邵元沖在出逃時被流彈擊中，失血過多而死﹔陳誠極其尷尬地被士兵從廢物箱裡押出。
當天，張學良、楊虎城向全國發出了關於救國八項主張的通電，提出：
1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2停止一切內戰﹔
3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4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5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6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
7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8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西安事變”震驚全國，也震驚了世界。出乎張意料的是，全國各方面幾乎一致對蔣介石表示同情，要求恢復蔣的自由，反而指責他破壞國家的統一，減少抗戰力量。甚至一向對蔣介石不滿的各地方實力派也無人附和他的行動，紛紛表態擁護中央決策，規勸他懸崖勒馬，迅即送蔣返京。而在國際方面，蘇、英、美、法、德、意等國的輿論，對蔣介石被扣均表示遺憾與同情，希望蔣介石早日恢復自由。畢竟在當時，在國內外各方人士眼裡，蔣是最有政治實力的中國領袖，也是中國抵抗日本的希望所在。
但是，在國民黨內部，親日派開始蠢蠢欲動。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依仗日本勢力，一面電促親日的汪精衛回國﹔一面自任“討逆軍總司令”，下令陸軍進攻西安，甚至准備出動飛機轟炸。他內心有不可告人的“小九九”：蔣介石即便不喪身槍炮之下，也會死在被逼無奈的東北軍手裡。何的居心叵測被宋子文、宋美齡兄妹一眼看穿，堅決反對“討伐”，力主用和平方式營救蔣介石。
“西安事變”確實也震驚了中國共產黨。據史料証明，事變之前，共產黨並不知曉。對事變的最初反應，甚至還是驚恐。擔心蔣在這個時間一旦出現意外，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一切努力將付諸東流。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257頁。面對事變發生后復雜的局勢，考慮到國內外對事變的反應，中共作出了正確的分析和判斷，引導事變朝有利於團結抗日的方向發展。15日，中共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紅軍領導人名義致電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同時應西安方面要求，出動主力部隊集中西安附近，准備迎接國民黨親日派的攻擊，對張、楊給予積極的支援和配合。16日，周恩來、葉劍英等作為中共談判代表抵達西安，與張、楊商談事變處理辦法。
當時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中下層官兵，對蔣恨不得殺之而后快，哪有妥協的余地。周恩來代表中共從大局出發權衡利弊：“蔣在出其不意中被擒，其政治勢力和軍事實力均原封未動，倘僅僅其個人遭遇不測，被激怒的南京政府必然擴大內戰，甚至，日本也會借機擴大侵略，對目前的民族抗戰十分不利。相反，和平解決事變，迫於國際國內的壓力，蔣不敢輕舉妄動，接受八項主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周的遠見卓識，很有說服力。美國記者斯諾曾就此分析：“共產黨為什麼會做出如此主張呢？一是中國面臨著‘滅亡整個民族的外國侵略’﹔二是共產黨‘有了表示他們提出統一戰線綱領具有誠意的機會’。”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374-375頁。
22日，宋子文、宋美齡、蔣鼎文等從南京趕到，作為蔣的談判代表。
談判從23日開始，經過三方磋商，在24日達成六項協議：
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
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証人民的自由權利﹔
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
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
6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
最后，蔣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聯共抗戰，並邀請周恩來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談判。
蔣遵守承諾，從1937年1月始，國民黨中央軍停止進攻陝甘寧邊區，撤銷了設在西安的西北“剿匪”總司令部。8日，南京政府撤銷親日派外交部長張群的職務。至此，國內和平基本實現。“西安事變”成為由國內戰爭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轉折點。
“西安事變”是中國之幸事，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的內戰，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啟了全民族的抗戰，最后必將是中國的勝利。
“西安事變”是中國共產黨之幸事，從此擺脫了蔣介石南京政府的“圍剿”，中共真正在陝北安定下來，建立了為國民政府所承認，享有行政、司法、財政、教育、文化等各項權力的邊區政府，革命力量迅速壯大。
周恩來曾評價張學良和楊虎城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應該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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