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曾公開宣布：“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裡是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這裡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風，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這充滿底氣的一段話，是當年共產黨治理下的革命根據地的真實寫照。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為鞏固和發展陝甘寧、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山東、蘇北、浙東、瓊崖等19塊抗日根據地，渡過難關，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中國共產黨在各敵后根據地採取了一系列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措施。敵后抗日根據地都建立起各級抗日民主政權，並相應形成抗日民主政治制度。
陝甘寧邊區是第一個實行民主制度的區域。1937年5月，邊區根據議會民主制度的原則，制定了第一個《議會及行政組織綱要》和《選舉條例》，接著就開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選活動。一切贊成抗日的人們不分階級、黨派、性別、民族和信仰，不受財產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讓老百姓自己來選擇“當官的”，這對飽受幾千年封建統治的中國人來說，不亞於石破天驚的一件大事。然而，在中國共產黨治理下的革命根據地，就實現了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基層群眾當中絕大多數都是不識字的，沒有文化曾讓他們不得不受苦受壓迫，而今，共產黨卻讓目不識丁的窮苦人依然擁有表達自己意願的機會。在根據地，選舉投票的方式無奇不有，有用碗中投豆的，有在一張大紙上燒洞的，有畫圈圈的等，五花八門，無所顧慮。如此公開透明的選舉，使用權力和金錢進行“買官賣官”的賄選無可乘之機。朱德說：“在中國，由議會選舉政府，決定施政方針，邊區是第一個。”那個時候，在陝甘寧邊區老百姓中流傳著許多這樣的民謠：“青青的天，白白的雲，選舉不分各階層，男女窮苦齊平等，自己來管自己事，不許任何人來欺壓我們”，“選舉票，認清楚，分清好人與壞人。”當家做主人的自傲感，溢於言表。在陝甘寧邊區選舉活動中，找不出舊政權時暴力壓迫、金錢收買、包辦操縱、圈定指派的現象，堪稱民主政治的楷模，成為當時整個中國政治的一道亮麗風景。
從1941年起，各根據地又在民主政權建設基礎上邁出一大步，即實行“三三制”的政治制度。所謂“三三制”，就是在民主政權的構成中，共產黨員佔1/3，非黨的左派佔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1/3。周恩來在《一年來的談判及前途》中充滿自信地解釋了“三三制”的特點：“一個就是共產黨不一定要在數量上佔多數，而爭取其他民主人士與我們合作。任何一個大黨不應以絕對多數去壓倒人家，而要容納各方，以自己的主張取得勝利。”轉引自李良志：《同盟抗戰贏得勝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83頁。
2月，陝甘寧邊區進行第二次民主普選，當選的30名參議員中，共產黨員10名，其他人士20名。同上，第184頁。8月，邊區召開第二屆參議會，這次大會選出林伯渠、徐特立等18人為邊區政府委員，其中共產黨員7人，超出了“三三制”的規定。徐特立當即聲明退出，黨外人士遞增。“三三制”打破了“一黨專政”，不僅增強各界層參政、議政和參加抗日的積極性，對於邊區政府廉潔勤政也起到了積極的監督作用。開明紳士代表李鼎銘曾從事教育事業十余年，並開辦醫館，治病救人，群眾頗多贊譽。他起初對共產黨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把自己放在“客位”，遇事不表態，后被毛澤東、林伯渠等共產黨人的真情實意所感動，由“你們黨上”變為“我們黨上”，“情願以衰朽殘軀為國家民族竭盡綿薄”。同年冬，在邊區第二屆一次參議會上，李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職演說中，對自己的思想作了誠懇的自我解剖。就在這次會議上，他聯絡其他10名參議員，提出《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案》，大受中共的歡迎。毛澤東對這個提案十分重視，當即寫了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經過議員們充分討論，最后通過了“精兵簡政”的決議。“精兵簡政”政策不但在陝甘寧邊區實行，還推廣到其他抗日根據地，對戰勝困難，提高工作效率作用至大。
正是由於延安的抗日民主政權實行的是真正的民主政治，邊區的政權是從人民中間生長出來的，所以它的各級領導人和干部能夠廉潔奉公，艱苦奮斗﹔也正是由於在政權的產生和組成中摒棄了以權謀私、腐敗賄選等種種弊病，才產生了真正為群眾謀利，使“老百姓歡天喜地”，不遺余力“完成人民所給予的任務”的政權。
在抗日戰爭艱苦歲月中，延安像冰雪中的紅梅，向全中國，甚至全世界，綻放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生命力。自由的空氣，民族的希望，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吸引了全國各地大批青年進步學生。他們懷著拯救民族危亡，尋求革命真理的理想，沖破重重阻撓而來，聚集到這個光明之地。
1940年5月31日至6月7日，陳嘉庚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來到延安。他看見朱總司令與軍校學生在籃球場上火熱地打成一片﹔看到毛澤東所住的窯洞“那樣簡朴是我意想不到的”﹔親耳所聞“縣長概是民選，官吏如貪污50元者革職，500元者槍斃，余者定罪科罰，嚴令實行，犯者無情面可袒掩優容”。回到新加坡后，他寫了《南僑回憶錄》，在萬人歡迎大會上，陳嘉庚激動地匯報了他的延安之行：“長衣馬褂，唇紅旗袍，官吏營業，濫設機關，乃酒樓應酬，諸有損無益各項，則絕跡不見”﹔而“余到重慶所見，各處辦事員多者百余人，少則數十人，月費各以萬計，酒樓菜館林立，一席百余元”，“虛浮乏實，絕無一項感到滿意，與抗戰艱難時際不甚適合耳”。陳嘉庚：《南僑回憶錄》，南洋印刷社1946年版，第158-162頁。邊區為政的清正廉潔與國民黨統治區貪污腐敗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進行民主政權建設的同時，還展開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說起這個“大生產運動”，關於它的肇端常帶出一個故事，這就是“雷擊事件”。
1941年6月3日下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在召開縣長聯席會議，主要討論征糧問題。外面，天正下著雷陣雨。突然，隨著一聲雷響，雷電擊中了會場禮堂的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邊的延川縣代縣長李彩雲不幸觸電身亡，另有7人受傷。與此同時，一個農民拴在禮堂邊的一頭驢也被雷擊而死。這個農民便借此發泄不滿說，老天爺不睜眼，咋不打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聽說后極為震驚，就把這個農民抓了起來，並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
這件事情很快就傳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認為，自己與這位農民素不相識，但他卻對自己有這麼大的怨恨，其中必然有原因。他急忙要求放人，並讓人調查清楚。調查的結果是：原來，為了保証1942年的糧食供應和歸還1940年的借糧，中共中央與邊區政府經過再三研究，決定1941年征糧20萬擔，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這使廣大群眾深感負擔過重，普遍出現不滿情緒。
傳說中，“雷擊事件”的發生，觸動了毛澤東和其他共產黨領導人，促使他們深刻認識到了進行生產自救的極端重要性和現實緊迫性，決定走生產自救之路，發動黨政軍學人員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由此，大生產運動應運而生。
事實上，“雷擊事件”能說明當時毛澤東對群眾意見的重視，也能說明發動“大生產運動”的極端迫切性，但它確實不是這一運動開展的原因。
早在1938年秋，陝甘寧邊區留守部隊就已經開始倡導生產自救，以減輕人民負擔，改善戰士生活。1939年2月，在延安召開的生產動員大會上，毛澤東發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克服困難”的號召。只是在當時，生產運動剛剛開始，並沒有得到普遍推廣。
1940年開始，邊區的經濟情況急劇惡化。主要原因是日軍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頑固勢力的包圍封鎖，正如毛澤東的形象說法“前門打狼后門拒虎”的狀況。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蔣介石忌憚共產黨和八路軍日漸擴展的敵后根據地，逐步改變了對中共的態度，不斷制造國共兩黨間的摩擦。最為極端的，就是制造了震驚全國的“皖南事變”，使中共領導下的南方新四軍遭受了損失7000人的重創。在經濟方面，從1940年起，國民政府不僅完全停發軍餉，而且對陝甘寧邊區實行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斷絕邊區的一切外援，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在財政經濟上日益困難。特別是陝甘寧邊區作為中共中央所在地，雖然隻有140多萬人，卻駐扎著大量的黨政軍學人員，再加上邊區地瘠民貧，自然災害頻發，糧食問題就成為亟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然而，沒有困難能阻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指出，在困難面前是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不論黨政軍民男女老幼全體一律進行偉大的大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品，准備同災荒作斗爭，將是繼續堅持抗日根據地的物質基礎。”《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3頁。於是，在“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庄”、“一把鋤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等口號的鼓舞下，軍隊、機關、學校紛紛開始了熱火朝天的大生產運動。其中，八路軍一二〇師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開發南泥灣的成績尤為突出，為大生產運動樹立了一面光輝的旗幟。
1941年3月，三五九旅率先開進了古木叢生、野獸出沒、人煙稀少、荊棘遍地的南泥灣。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從旅長到工勤人員、隨軍家屬，全部投入大生產運動，幾年的辛勤汗水，終於讓荒無人煙的南泥灣改天換地，變成了“糧食堆滿倉，稻谷翻金浪，豬肥牛羊壯，魚鴨滿池塘”的“陝北好江南”。
緊接著，其他部隊以及中央和中央軍委各直屬單位隨后也到南泥灣、槐樹庄、大風川、葫蘆河等地屯田墾荒。一時間，邊區掀起了一個開荒生產的熱潮，直接帶動其他各個根據地的效仿。
在邊區的大生產運動中，黨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的領導人都以身作則，參加到生產運動中去。1943年年初，毛主席在楊家嶺窯洞下面開墾了一塊地，種上了蔬菜，從此，不僅解決了自己的需要，還能常常拿出菜來招待客人。朱德熱愛勞動更是無人不曉，在井岡山時，“朱德的扁擔”已經名聞遐邇。朱德總司令組織了一個生產小組，開墾菜地三畝。1943年，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警衛團舉行紡線比賽，周恩來、任弼時、李富春等領導同志都爭先參加，任弼時奪得紡線第一名，周恩來被評為紡線能手。高層領導人的模范行動，成了生產運動的鼓舞力量，鼓舞了邊區軍民的生產熱情。
大生產運動不僅解決了根據地軍民基本的生活問題，而且帶動了工業、商業發展，改變了解放區的總體面貌。日軍和國民黨的包圍和封鎖不攻自破。
通過大生產運動，各根據地克服了物質困難，渡過了生存上的難關。但是，中國共產黨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生存，也不止步於為了抗日。共產黨有更加遠大的奮斗目標，一個為全中國，甚至全人類求解放、謀幸福的目標。即便是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共產黨依然沒有忘記自己的使命和責任。
抗日戰爭以來，伴隨著根據地的發展，是中共黨組織的迅速壯大。從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中共黨員由4萬人激增到80萬人。在這些新黨員中有近90%是小資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中農、貧農）出身，他們當中有許多人只是在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並沒有完全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他們把大量小資產階級思想帶入黨內，成為黨內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滋生的土壤。
為了提高廣大黨員干部，尤其是新黨員干部的素質，也為了肅清六屆四中全會以后在中共黨內長期佔統治地位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路線，從1941年開始，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整風運動在全黨范圍內醞釀並開展。
整風運動以整頓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風為主，“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澤東的《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改造我們的學習》等著名演說，成為整風運動的主要學習材料。為了正確地解決黨內矛盾，毛澤東制定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弄清思想，又團結同志”的方針。參加整風的同志首先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若干基本文件，然后根據文件精神，檢查思想、工作和個人的歷史，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最后寫出學習和思想總結。
歷時3年之久的整風運動是一次全黨范圍內空前規模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通過整風，大量非無產階級出身的新黨員轉變了思想立場﹔黨的領導機關和干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原則，樹立了聯系群眾、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全黨更緊密地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周圍。
所有這一切，都為奪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提供了思想和組織保証。正如毛澤東所說：“1942年和1943年兩年先后開始的帶普遍性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曾經分別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質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著決定性作用。這兩個環子，如果不在適當的時機抓住它們，我們就無法抓住整個的革命鏈條，而我們的斗爭也就不能繼續前進。”《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頁。
總之，民主政權建設、大生產運動以及整風運動，使中共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尤其是陝甘寧邊區，成為當時全中國眾望所歸的地方，成為全民族希望之所在。這一點不僅得到絕大多數國人的認同，也贏得了一些參觀過延安的西方人士的認同。美國外交官戴維斯斷言：“真正的中國——更民主、有朝氣，並願意同聯合國合作戰斗——隻能在國民黨領導層的小圈子以外找到……共產黨人更像生氣勃勃的‘民主同盟’中的組成部分。”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10頁。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有史以來訪問延安的第一個美國官方代表團——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派駐延安的視察組（代號“迪克西使團”）在延安和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察訪問后確信“共產黨得到當地百姓的完全支持”，“他們生存下來，並且壯大了”，“中國共產黨人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國的命運不是蔣的，而是他們自己的。”〔美〕謝偉思、埃謝裡克：《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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