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最后的決戰

較量在不見硝煙的戰線

1946年和1947年兩年間，中國在光明與黑暗之間抉擇。在戰火紛飛的戰場上，國民黨軍隊和人民解放軍斗智斗勇、此消彼長﹔在戰爭的后方，同樣有一個看不見硝煙的戰線，進行著關系中國命運的較量。

在日漸擴大的解放區，中國共產黨為滿足佔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要求，開始了徹底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進程。

1946年7月4日，在內戰危機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及時發出了《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五四指示》），把抗戰時期減租減息的政策改變為沒收地主土地歸農民所有的政策。在“五四指示的指導下，各解放區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土地改革運動的高潮。到1947年2月，約佔2/3的解放區基本解決了土地問題。據統計，各地獲得土地的農民，晉冀魯豫解放區有1000萬人，佔全區人口的1/3﹔東北解放區1500萬人，佔全區人口的1/2﹔晉綏解放區有100萬人，佔全區人口的1/2﹔蘇皖解放區有1500萬人”。轉引自張超俊、虞崇勝：《奮斗·挫折·勝利——中國現代史新編》，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286頁。

為推動解放區土改運動的進一步發展，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河北省建屏縣（今屬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全國土地會議。會議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規定：“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並征收富農的上述財產的多余部分。”這些規定成為在全國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的綱領性文件。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推進，指導土地改革運動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在越來越廣闊的中國農村推行實施。據1949年6月統計，在擁有27億人口，面積約230萬平方公裡的解放區內，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區有15億人口，其中1億農民分得了土地，有的還獲得了房屋和糧食。土地改革的完成反過來極大地推動了正在進行的解放戰爭，“因為它能使共產黨人把通過財產的再分配而激發起來的最初的階級覺悟，轉變成為城市戰爭所必不可少的特種支持”。費正清：《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862-863頁。這種支持最直接的表現是廣大青年農民在“保田參軍”口號中，走上了解放戰爭的戰場，源源不斷地成為人民解放軍的有生力量。1948年10月，毛澤東宣布，在前兩年，共產黨“已經動員了大約160萬分得土地的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7頁。。此外，這種支持還表現在這些得到土地的農民成為解放區農村農會和其他村組織的骨干，他們承擔起征收糧食稅、發展地方民兵、組織軍事運輸隊等戰爭必不可少的工作，保証解放軍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所必需的糧食和人力供應。美國的密勒氏報在當時指出：“中國內戰戰場的真正分界是在這樣兩種不同的地區中間：一種是農民給自己種地，另一種是農民給地主種地”，它“不但決定國共兩黨的前途，而且將決定這個國家的命運”。《大眾日報》，1947年12月1日。

在解放區土改運動如火如荼，共產黨力量迅速壯大的同時，國民黨統治的地區卻呈現出完全相反的一種景象。也許當時國統區發行量最大的政治評論刊物《觀察》的創始人和主編、民主人士儲安平在1947年3月總結的一段話最能說明情況：

“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員、知識分子、工商界人士。現在這一批人，沒有對南京政權有好感。國民黨的霸道行為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絕﹔抗戰結束以來對公教人員刻薄待遇，使他們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沉溺於貪污作弊，他們進行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士怨氣沖天﹔因財政金融失策以及內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觀察》，1947年3月8日，第3頁。

抗戰勝利之后的國民黨政府不僅在發展經濟、管理社會方面表現得極其腐敗無能，讓國統區的各階層民眾大失所望﹔而且，為了達到獨裁統治的目的，從1946年開始，國民黨還做出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驚世之舉”，這其中包括：

1較場口事件。1946年2月10日，重慶各界人士在較場口舉行慶祝政協會議成功大會。國民黨特務及暴徒數百人，在國民黨黨棍劉野樵等人的直接指揮下，將大會主席團成員李公朴、章乃器、施復亮包圍，對他們邊打邊拖下主席台，李公朴被打得頭破血流，郭沫若、馬寅初等60余人也被打傷，一些人失蹤。國民黨官方喉舌——中央社，在發表的消息中隱瞞真相，顛倒黑白，更加激起了各界人士和全國人民的公憤，紛紛起來控訴國民黨的法西斯暴行。

2下關慘案。1946年5月5日，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50多個單位在上海成立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實施政協會議決議。6月23日，上海150多個人民團體的近10萬群眾在北火車站廣場召開反內戰大會，並歡送由大會推舉的代表馬敘倫、閻寶航、胡原文、盛丕華、包達三、雷潔瓊、吳耀宗、蕢延芳等人及學生代表陳震中、陳立復赴南京請願，呼吁和平，反對內戰。集會結束后，進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馬敘倫等一行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時，遭到國民黨特務長達5小時的圍攻毆打，致使馬敘倫頭部、胸部多處受傷，雷潔瓊被打得口吐鮮血，閻寶航、陳震中也被打傷。來車站迎接的民盟總部代表葉篤義及《新民報》、《大公報》採訪記者浦熙修、高集均被毆致重傷。共造成12人受傷。這就是“下關慘案”。

3李、聞慘案。1946年6月底，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在昆明舉行招待會，分別招待國民黨、國民政府和軍隊負責人，文化界、新聞界人士及地方名流。楚圖南、潘光旦、李公朴、聞一多、潘大逵、費孝通等民盟負責人在會上發表談話，堅決要求和平、反對內戰，並和各界人士共同發起呼吁和平的“萬人簽名運動”。李公朴大聲疾呼：“內戰萬萬打不得，大家反內戰的聲音應該喊得更大些。”李公朴、聞一多都是民盟中委、著名大學教授，因積極反內戰、反獨裁，為反動派所忌恨。蔣介石曾密授國民黨昆明黨政軍當局對李、聞等人以“權宜處置之權”。7月11日晚，國民黨特務用美制無聲手槍把李公朴暗殺在與妻子張曼筠回家的路上。李被害后，聞一多冒著生命危險，毅然出席了於7月15日下午l時召開的李公朴的追悼大會，指出：“這是歷史上最卑鄙、最無恥的事情。”他譴責道：“你們殺死一個李公朴，會有千萬個李公朴站起來，你們將失去千萬人民。”“爭取民主是有代價的，我們絕不怕犧牲，我們每個人要像李先生一樣跨出了門，就不准備再回來。”當日下午5時，他在歸家途中，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殺害。

4國民大會。1946年7月初，國民黨政府不經中共和第三方人士會商，突然以國防最高委員會名義宣布在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周恩來於7月7日向蔣介石提出書面抗議。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羅隆基在7月5日向國民黨政府提出的抗議中，也表達了與中共一致的態度：國民黨一黨政府在未經各黨派協商的情況下，宣布召開國大的日期是無效的﹔國民黨無視政協決議，在改組政府之前就定期召開“國大”，也是違法的。由於中共和民主同盟的聯合行動，使國民黨陷於被動。但是，蔣介石不顧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警告，一意孤行，在國民黨軍隊於10月11日攻下晉察冀首府張家口的當天晚上，被“勝利”沖昏頭腦，再次宣布“國民大會”於11月12日如期召開。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堅決反對國民黨召開一黨包辦的“國大”。民盟主席張瀾於10月14日發表談話，指出：國民黨以一個“戰勝者”的姿態來召開“國大”，是威脅！是利誘！我們民盟不能放棄自己的意見和立場，不怕一切威脅利誘，絕不參加。11月10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黨派的重慶分會和重慶的21個人民團體聯合發表《我們對於召開國民大會的意見》，指出：“在漫天戰火、人民涂炭之際，而由一黨政府片面召開‘國大’，實等於玩弄‘國大’以作獨裁政治之裝飾，其所訂憲法，亦不過增加獨裁政治之合法基礎而已，其結果必陷國家於長期分裂內戰之境，而為全國人民所反對。”《九三學社歷史資料選輯》，學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呼吁全民起來制止國民黨當局這種分裂行動。1946年11月15日，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出席大會的代表中，除國民黨外，隻有早已投靠國民黨的青年黨、以張君勱為首的民主社會黨和若干所謂“社會賢達”。國民黨違背政協決議而召開的“國大”和通過的偽憲法，遭到了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的反對。中國人民救國會負責人沈鈞儒、史良、沙千裡、鄧初民等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和講話，譴責國民黨召開偽國大和制定偽憲法。民盟中央常委會決定，對以張君勱為首的背叛盟規參加偽國大的民社黨分子開除出盟。蔣介石以召開“國大”實現獨裁、孤立中共的圖謀，不僅未能如願，而且弄巧成拙，孤立了自己。

發動全面內戰之后，為維持巨額戰爭費用，國民黨政府一方面不惜出賣國家主權，以換取美國的大量物資和貸款。從1946年11月起，美國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美國攫取了從陸地到海上、從空中到地下，從政治到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特權，國民黨統治區進一步殖民地化，美軍在中國的橫行胡為，更激起了一切有愛國心的中國人的公憤，使廣大人民徹底看清了蔣介石獨裁、內戰、賣國三位一體的反動政策。另一方面，對國統區人民實行橫征暴斂、強取豪奪。1947年，國民黨政府的財政赤字佔財政預算的83％。為彌補赤字，採用濫印鈔票的不負責之舉，引發物價的飛漲和貨幣的急劇貶值。1947年的法幣發行量為1946年的5倍。金融危機不僅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也使民族工商業受到極大摧殘，造成大批城市人口失業。廣大農民更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國統區的社會危機全面爆發，全國各階層人民被推向飢餓和死亡的深淵。

國民黨政府已經走到了人民的對立面，從1946年到1947年5月，在國統區形成了學生運動、工農運動和各階層人民的斗爭匯合在一起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民主運動。中國共產黨利用有利時機，適時地取得了這條不見硝煙的戰線的領導權。

1946年12月，中共中央改組了中央城工部，由周恩來兼任城工部部長，李維漢任副部長。規定其任務是：“在中央規定的方針下，研討與經管蔣管區的一切工作(包括工、農、青、婦)，並訓練這一工作的干部。”與此同時，中央指示各地黨組織選派一批適宜的干部到大城市去開展職工、學生、青年及婦女運動，並進行統戰工作。要求堅持“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策略﹔注意把反美與反蔣斗爭結合起來，把經濟斗爭和政治斗爭結合起來，把合法斗爭與非法斗爭結合起來，“力求從為生存而斗爭的基礎上，建立反賣國、反內戰、反獨裁與反特務恐怖的廣大陣線”轉引自於吉楠、陳詩惠主編：《中共黨史簡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頁。。

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國統區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迅速高漲。最具代表性的，是1946年年底的反美抗暴運動和1947年的“五·二○”運動。

1946年12月24日傍晚，發生了美軍強奸北大女學生沈祟的嚴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報紙報道了事實真相。國民黨當局不僅不保護人民利益，維護民族尊嚴，反而通過中央社為美軍辯解，說什麼“酒后失檢，各國在所難免”，甚至還誣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婦女”。頓時激起了國人的憤怒。北大愛國學生義憤填膺，高呼：“涼血的才不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軍必須滾蛋”。12月30日，北大、清華、燕京等高校5000多學生聯合舉行抗議美軍暴行的大游行。學生們貼標語、散傳單，高呼：“美軍退出中國”、“維護主權獨立”，並在美軍肇事地點東單操場，召開群眾大會，控訴美軍暴行。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廣州、台北等地的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罷課或示威游行。全國參加罷課、示威游行和各種抗議活動的達50萬人。其聲勢之浩大，規模之壯觀，影響之廣遠，遠遠超過了“一二·九”運動。這次抗暴斗爭得到全國各界民眾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許多教授、學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黨派、團體紛紛起來聲援學生的愛國斗爭。這是全面內戰爆發后，國統區學生打響的反美反蔣第一炮，標志著國統區人民斗爭新高潮的到來。

1947年5月20日，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學生沖破憲警阻攔，高舉“京滬蘇杭十六所專科以上學校學生挽救教育危機聯合大游行”的旗幟走上街頭，呼喊“反飢餓”、“反內戰”等口號，向國民黨政府和國民參政會請願。游行隊伍走到珠江路時，遭到了手持鐵棒、木棍、皮鞭的憲警特務的毒打，重傷20人，被捕20多人。在國府路口，游行學生高唱《團結就是力量》的歌曲冒雨和軍警對峙達6小時之久。這就是舉國皆驚的“五·二○”慘案。同一天，北平學生15000人高舉著“華北學生北平區反飢餓反內戰大游行”的橫幅，示威游行5小時。在天津，南開、北洋兩校學生也舉行了游行，途中遭到特務毆打，多人受傷。“五·二○”示威游行之后，反飢餓、反內戰的群眾運動迅速擴展到全國60多個大中城市，持續一個多月，有近百萬名學生參加了罷課、游行等各種形式的斗爭，形成了反對美蔣斗爭的新高潮。“五·二○”運動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國民黨反動派。“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口號的提出，把經濟斗爭、生存斗爭上升到政治斗爭，規模也從分散的小型斗爭集中為全國性的反美反蔣斗爭，標志著“五·二○”以后的學生運動已成為反對國民黨政府斗爭的一條戰線。

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進一步推動各民主黨派實現政治上的轉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民主黨派始終活躍在中國政治的台前幕后。由於各自代表著特殊的社會階層，民主黨派在很長時期內以獨立的政治面目參與政治活動。在國共兩黨內戰膠著階段，民主黨派中的少數人鼓吹中間路線，企圖在國共兩黨之間“嚴守第三者立場”，幻想走“第三條道路”，即用和平改良的辦法使國民黨政府“刷新政治”。1947年4月，張東蓀在文章中提出和平的死因是“國民黨為右，共產黨為左”，為挽救時局，中間派的責任就是“把他們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轉，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轉，這樣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國得到一個和諧與團結並由團結得到統一”。方慶秋：《民國黨派社團檔案史料叢稿：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8頁。

然而，“中間路線”(第三條道路)的政治主張只是民主黨派中一些人自己的一廂情願，推行“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國民黨政府從未給他們以真正的立足之地。在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進攻后，國民黨當局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專制統治，進一步加強了對廣大人民的壓榨和對愛國民主力量的鎮壓，繼槍殺李公朴、聞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殺害，民主同盟的許多成員被逮捕、綁架，所辦的幾家報社被搗毀或遭襲擊。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明令對該盟及其成員的一切活動“嚴加取締”。11月，民盟總部在上海被迫發表公告，通告盟員：“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動，本盟總部同人即日起總辭職，總部亦即日解散。”

國民黨當局的迫害，使得各民主黨派處境日益艱難，被迫相繼轉入地下活動。殘酷的現實讓絕大多數的民主人士清醒，走資本主義道路、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只是幻想，沒有所謂的“中間路線”，隻能在靠近共產黨或靠近國民黨中作出抉擇。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以團結、批評、教育的方法對待民主黨派中出現的“第三條道路”的主張。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中共對民主黨派給予更多的關注和重視。1948年1月，毛澤東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作《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明確宣布：“‘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主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就是人民解放軍的、也是中國共產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6、1257頁。在國民黨反動派對民主黨派進行壓制、迫害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如較場口事件、下關慘案、“李、聞慘案”等，中共始終站在維護民主黨派合法權益的立場。1947年“取締民盟”一案發生后，中共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黨派伸出援助之手，幫助民盟等一部分領導人轉移到香港活動，努力開展對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的團結工作。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1948年1月，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在香港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恢復民盟總部，公開聲明放棄中立立場，支持中共武裝反蔣的行動綱領。會議總結了民盟斗爭的歷史經驗，清算了中間路線，制定了聯共反蔣的政治路線。會議明確主張：徹底推翻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堅決反對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贊成土地改革和沒收官僚資本﹔放棄中間立場，支持武裝斗爭，與中共攜手合作，為建立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奮斗到底。這次會議，標志著民盟轉向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正如民盟領導人史良所說：它“以民盟歷史上的政治轉折點而載入史冊。從此，民盟走上與中國共產黨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實際上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史良：《史良自述》，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1頁。

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國民黨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召開了兩次會議，為聯合創建國民黨革命派組織作准備。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正式成立，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標志著實現了國民黨民主派的大聯合，表明了國民黨內部的民主派與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的徹底決裂，完全站到人民民主方面來了，從而進一步擴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徹底孤立了反動頑固派。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九三學社、中國致公黨、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確表示贊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擁護中國共產黨的路線和政策，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更加鞏固與擴大。

1948年1月后，在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民聯、民建、民進、農工黨、致公黨、救國會等民主黨派的總部和主要領導人，領導本組織的成員開展了大量而卓有成效的反美反蔣活動，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總之，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以及各民主黨派的政治轉變，構成了反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第二條戰線。眾叛親離的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同時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與國統區人民兩條戰線上作戰，陷入全民包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