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的勝利洗雪了中華民族的恥辱,但是,和平卻沒有如期而至。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為繼續其獨裁專制統治,再度挑起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場內戰。這是中國兩個命運、兩種前途在疆場上的最后一次決戰。人民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聲中,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軍以秋風掃落葉之勢,讓貌似強大的反動統治集團在頃刻間灰飛煙滅。隨著舊政權的覆滅,中國大陸上數千年的封建壓迫、一百多年的帝國主義侵佔一齊成為歷史的陳跡。
和平,擦肩而過
1945年8月28日,正是天高氣爽的秋初時節。剛剛擺脫戰亂硝煙的山城重慶,突然洋溢出一種節日般的歡快和祥和氣氛。尤其在九龍坡機場,這一天較之往日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為熱鬧。幾百人不約而同地聚齊在這裡,若有所待的目光齊刷刷地遙望西北的天空。下午3點30分,遠方突然傳來隱隱約約的馬達聲,一個黑點隨即從藍天白雲中顯露出來,等待已久的人群一下子變得興奮而緊張,情不自禁地相互傳言:“來了!來了!”
空中的黑點迅速變大,那是一架草綠色的三引擎軍用飛機。3點45分,帶著隆隆的巨響,飛機徐徐降落。人們顧不得周圍還未消停的大風,呼啦啦爭先恐后地擁向前去……
艙門打開了,一個高大、健碩的身軀映入機下每個人的眼帘。這就是重慶人早已久聞其名的紅色領袖——毛澤東。毛頭戴白色盔式帽,身穿灰布衣褲,腳下是一雙嶄新的黑布鞋,細心的人們發現,鞋子上都沒有沾一點泥。乍一看,閑適自如的毛澤東,極像一位來走親戚的鄉野先生。隻見他停在機艙門口,從容不迫地摘下帽子,向大家揮手致意,頓時,機下爆發出一陣掌聲。
在一片咔嚓咔嚓的攝影聲中,毛澤東大踏步走下扶梯,與前來迎接他的重慶各界人士以及記者們一一握手,口中不斷重復帶著湖南口音的“很感謝”這三個字。
在毛澤東身后,是美國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接著就是人們非常熟悉的、永遠是那麼儒雅的周恩來,以及王若飛等中共隨同人員。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交椅”,與蔣介石已經較量了整整19年的毛澤東怎麼會突然出現在蔣介石控制的“心臟”重慶呢?是什麼讓毛澤東冒著這麼大的危險赴這場“鴻門宴”?這裡的復雜內情非一言而能盡。
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隨著對日戰爭逐步接近尾聲,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已經在加緊准備一場旨在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全面內戰了。毛澤東早已看出端倪,在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的開幕詞中,他鄭重地向全黨宣布了抗戰后將面臨的局勢:
“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被打敗。即使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也還是有這樣兩個前途。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一個新中國還是一個老中國,兩個前途,仍然存在於中國人民的面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的面前,存在於我們這次代表大會的面前。”《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5-1026頁。
7月下旬,蔣介石急於搶佔抗戰成果,更急於把共產黨堵在各個邊區根據地,於是不斷挑起事端,把戰火燒到陝甘寧邊區附近。此時,經過8年的抗戰,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順應民心,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進一步壯大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雖然還無法與國民黨匹敵,但是,已經完全不能和19年前的大革命后期同日而語。橫逆之來,已有還手之力。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的講演《抗戰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斬釘截鐵地宣布:“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
國共雙方如此架勢,戰爭不可避免,似乎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內戰的陰雲已經悄悄在中國的上空聚合。
但是,戰后的中國局勢是復雜的。在國共兩黨的背后,還有美、蘇在遠東的共同利害關系。如果美國支持國民政府進攻共產黨,蘇聯就會幫助共產黨,這樣,國共內戰,就擴大成美、蘇兩個大國之爭,在世界大戰剛剛平息的當時,各方都是不希望走到這一步的。因此,美國竭力要求蔣介石克制,而蘇聯也給共產黨壓力,雙方都希望中國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
8月14日,就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前夕,蘇聯出於多方利益的考慮,和國民政府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國民黨確實作出了不少重要讓步,但取得了蘇聯“支持中國國民政府”的保証。黃友嵐:《爭取和平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頁。有了這個保証,再加上美國政府對其接收主權在軍事及財政上的全力支持轉引自楊奎鬆:《失去的機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頁。,蔣介石認為自己得到了與中共共坐一張談判桌的主動權,如果“不戰而屈人之兵”,何樂而不為呢!另外,蔣介石不能不考慮到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大多退到西南和西北,要迅速開赴華北、華東解放區一時尚有困難。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暫時壓下武力“解決”中共和解放區的欲望,在暗中調兵遣將的同時,打出了和平談判的大旗。他於8月14日、20日、23日向延安連發3次電報,邀請毛澤東來重慶“共同商討目前各種重要問題”。蔣心裡盤算,如果毛澤東不來,他就可以說是共產黨拒絕和平談判,把內戰的罪責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來了,就可以利用自己的主動權,在“和平談判”桌上逼迫共產黨交出人民軍隊和解放區政權,還可以爭取足夠的時間,調集西南、西北的兵力,部署內戰。
事實上,對於蔣介石的這一招,當時的中共包括毛澤東本人都沒有料到。所以,當8月14日第一則邀請電報發到延安時,對這突然從天而降的“橄欖枝”,毛澤東一時摸不著頭腦。蔣的第一封電報是這樣寫的:
萬急,延安
毛澤東先生勛鑒: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蔣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重慶《中央日報》,1945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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