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毅軍
1934年8月7日，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革軍委向湘贛省委和省軍區下達的突圍轉移的《訓令》，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代表、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任弼時，和肖克、王震一起率領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轉移，突圍西征，直至10月24日同賀龍、夏曦、關向應率領的紅三軍（11月重新恢復紅二軍團番號）會師於貴州印江縣木黃。歷時78天、跨越湘贛桂黔省境5000多裡的紅六軍團突圍西征，是黨和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全局失利的必然結果。
周恩來說紅六和紅七軍團：“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博古說：“當時軍事計劃是搬家，准備到湘鄂西去，六軍團是先頭部隊。”任弼時說，這“是不可免的”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調集了100萬兵力，企圖用“堡壘主義”的新戰術與各革命根據地紅軍決戰，其中在中央蘇區用兵50萬。這時，中共臨時中央的“左”傾錯誤路線在軍事上佔了統治地位，面對強敵，用陣地戰代替游擊戰和運動戰，全盤否定了毛澤東的戰略戰術原則。造成這個錯誤同博古等對從共產國際派來的李德的特殊信任密切相關。
李德本名奧托·布勞恩，德國共產黨黨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加過巴伐利亞的街壘戰，1928年進入蘇聯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畢業后，由共產國際東方部派往上海活動，化名李德，筆名華夫。他於1933年9月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期間進入中央蘇區，任中革軍委顧問。他本來就不懂得中國國情，但又不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經驗，卻在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幫助下實際上擔負起軍事指揮工作。在強敵面前，他採取單純防御等錯誤的“新的軍事方針”，並自恃從共產國際而來的，獨斷專行，凌駕於中革軍委之上，導致紅軍屢戰失利。1934年4月廣昌保衛戰失敗后，紅軍遭受重大傷亡，根據地陷入困境。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共產國際報告，准備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
李德的錯誤指揮，同樣危害著湘贛蘇區的軍事作戰。例如，除了以中革軍委名義將湘贛紅軍主力第十七師長期調離蘇區在外線作戰外，湘贛省委還不得不在金華山、鬆山地區執行了兩個月的陣地保衛戰。后來任弼時說：“事實告訴我們不能那樣做，所以以后也改變了”，當然，“我們也不能把所有筑堡壘的事情都歸之於新路線”，因為省委本身也想保衛永新平壩子，在那裡堅持一下。
在湘贛省委和省軍區接到突圍轉移的《訓令》之前半個月，7月上旬，中央已命令紅七軍團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向閩浙皖贛邊前進，以期調動圍攻中央蘇區的部分國民黨軍。對這兩支隊伍的行動目的，后來周恩來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博古則說：“當時軍事計劃是搬家，准備到湘鄂西去，六軍團是先頭部隊。”
趾高氣揚的蔣介石發現紅軍戰略意圖后曾對他的幕僚說：“他們有什麼力量抗日，無非是誘使我軍放鬆包圍。”“紅六軍團是在西路軍圍攻之下站不住腳才不得已而西移的。”他殺氣騰騰地說，“因此我們更應對共軍加緊包圍，聚而殲之，不使漏網”。但是，英勇的紅軍居然能突出重圍，轉戰二萬五千裡，成為后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中流砥柱，這是蔣介石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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