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社會管理的艱辛探索和主要貢獻

四、加強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

在新中國社會管理探索中，我們黨很快發現，無論是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還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切實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利益，最終都要落腳到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而我們許多工作上的失誤，包括由此引發的種種矛盾，不少都源於我們的群眾觀點、群眾立場、工作方法出了問題。毛澤東當時就明確把罷工、罷課現象產生的原因歸結為我們一些干部犯了官僚主義，是由於這些人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而是罵群眾、壓群眾，以至引起群眾的不滿。（參見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56年 11月 15日。）

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特別強調在社會管理中要堅持群眾路線的問題。他反復指出，在執政條件下要始終牢記“兩個務必”，繼續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整頓和改進我們的作風。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共產黨員要善於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2年版，第 547頁。）毛澤東為什麼如此突出強調群眾工作在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位置呢？

其一，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它在化解社會矛盾、進行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方面作用尤為突出。毛澤東曾把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比作魚和水、土地和種子的關系。離開人民群眾的支持，不僅經濟發展會失去支撐和動力，社會穩定也會失去基礎。

其二，一些人民內部矛盾之所以發生乃至激化，究其根本大多在於沒有堅持群眾路線，群眾工作沒有做好。在一些黨員、干部中，有的不願做、不會做群眾工作，有的工作方法簡單、作風粗暴，甚至侵犯群眾利益，等等。這是當時集中出現類似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鬧缺糧退社等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三，群眾工作本來就與社會管理有著十分直接密切的關系。社會管理的對象是人，主要是對人的服務和管理，說到底是做群眾工作。廣大人民群眾既是社會管理的對象，又是社會管理的主體，離開人民群眾的廣泛積極參與，社會管理也就無從談起。毛澤東在社會管理探索中，突出人的因素，重視做群眾工作，無疑契合社會管理的內在規律，把握住了社會管理的真諦。

與此同時，對與群眾工作緊密相關的基層工作，毛澤東也同樣十分重視，始終強調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密切同人民群眾的聯系。早在蘇區時期，毛澤東就強調村的組織與領導應成為極需注意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村民就可以像網一樣組織於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於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參見《毛澤東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25頁。）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既注意中央、省市縣一級政權的建設，同時也十分重視基層政權的建設，包括著重抓了作為基層政權重要基礎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即居民委員會的建設。到 1952年，在開展民主建政運動中，居民委員會開始普遍建立起來，對協助政府組織和教育居民群眾，開展各項社會改革運動，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年探索中創造的“楓橋經驗”，其核心內容就是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優勢，依靠基層組織和廣大群眾，就地解決矛盾糾紛，最大限度地把問題解決在基層、解決在萌芽狀態，成為新中國社會管理探索中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成功范例。毛澤東曾批示要各地仿效，經過試點，推廣去做。（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16頁。）其影響一直至今。

我們黨的一大優勢，是自上而下有著嚴密的組織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基層作為社會管理的基本單元，佔據著基礎性的重要位置。不僅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需要通過基層去落實，人民群眾的願望訴求也需要依靠基層去發現和上傳。因此，我們黨才有“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形象比喻，一再強調要充分發揮基層組織在聯系群眾、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服務群眾、團結群眾等各項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當時在探索社會管理的過程中，把加強群眾工作和基層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可以說抓住了社會管理的根本，為確保社會穩定有序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