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坤
讓干部群眾得到關愛
陳光對群眾的深厚情誼，早在革命戰爭年代就顯示出來了。他的革命戰友康迪曾回憶，1940年陳光在丹北任中心縣委書記期間，康迪也是從皖南到丹北工作的。他先在武進縣委當宣傳部長，后來縣委組織部長在戰斗中負傷，中心縣委決定讓康迪接任組織部長。在陳光和康迪談話時，康迪提出自己是個外地人，對本地干部情況不熟悉，恐難以勝任組織部長的工作。而陳光知道他的顧慮后，既未因此改變組織決定，也沒有批評康迪不服從組織分配，而是耐心地做工作后說，你先試試看，不行再說。康迪思想包袱卸下了，愉快地接受了組織上分配的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務。在解放戰爭期間，陳光的身體又一次感到不適，老是發低燒，也查不出病因。而工作又是那樣的緊張繁忙，他隻能帶病工作。這時，他原來的部下康迪仍留在丹北地區堅持斗爭，康迪的愛人陳英正懷著孩子。陳光北撤到江北時，立即考慮到陳英的安全，讓同志們帶著她一起北撤了。在第二地委機關因敵軍進攻從高郵城轉移到鄉下時，他堅持帶著陳英一道轉移。多少年后，康迪夫婦一談起這件事，仍對陳光充滿著感激之情。
感恩百姓，軍民魚水情深。大約在1942年秋，蘇皖區黨委考慮丹北地區斗爭形勢緊張，決定身體不適的陳光和也在生病的韋永義到鐵路以南休養一段時間。他們到了路南后，發覺那裡局勢也同樣緊張，而他們對那裡的情況又不熟悉，難以安心養病，決定還是回到自己的根據地去。陳光、韋永義，加上警衛員、女護士、挑夫共一行8人，從蘇皖區黨委駐地返回丹北。一天晚上，他們被安排到小石家山村村民王桂英家住宿，卻在路上被日偽密探跟蹤。次日清晨日偽軍前來包圍，幸好王桂英是把陳光等安排在密室裡的。敵人在搜索時發現床下一罐雞蛋，立刻隻顧燒雞蛋吃了。告密的漢奸及日軍將刺刀刺向王桂英的背頸要其交出新四軍，王桂英沉著機智地說：“上半夜來的，下半夜走了。”日偽軍看到門外確有車馬向外村走的車痕蹄印，吃完雞蛋便離開了村庄。陳光等人得以安全脫險。根據地群眾擔著身家性命風險掩護抗日戰士的義舉，令陳光終身難忘。陳光曾將當年遺忘在王桂英家后又回歸的手杖拿給老戰友顏誠看，他們都感恩並沉浸在戰爭年代的軍民魚水深情之中。陳光多次向身邊同志講過這次脫險經歷，也帶著他們去看望過當年掩護過他的王桂英老人及其村民。
陳光同志的群眾情還體現在文革逆境中的關愛。1966年“五一六通知”發布以后，面對復雜的政治形勢，陳光堅持黨性，堅持原則，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保護干部和群眾。有一次，他在外地上學的女兒回南京，看到自己父親被批斗很難過。陳光對女兒說，自己來自農民，將來還可以去當農民。但不管怎樣還是要跟黨干革命，為國家和人民多做些事情。他還對其他孩子們說，任何時候，都要和人民站到一起，為大局著想。不能隨風倒，不能動搖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堅定信念。子女們看到“大字報”中揭發的關於省委和他個人的“問題”，勸他早做檢查早過關。他堅定地說要實事求是，不能因為要過關，就去迎合造反派。子女主動幫他寫檢查，他總是實事求是，堅持客觀公正地說明問題，既有分寸，更不諉過於人，從而保護了同志。
時任省委秘書長的韓培信，滿懷深情地回憶起他與陳光在文革初期共同戰斗過的歲月，對陳光無微不至地關懷同志、發自內心地愛護干部十分欽佩。他說陳光同志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嚴格遵守紀律，勇於承擔責任，關鍵時刻總是挺身而出，從不畏首推諉。陳光當時是省委常務書記，主持省委的日常工作，文革開始后，他盡力保護干部和群眾。自己則和幾位年紀較輕、身體較好的書記包括秘書長站在第一線，而讓書記處幾位資深的老同志江渭清、劉順元、惠浴宇在第二線，處於機動位置。當造反派鬧得越來越凶的時候，陳光十分擔心省委幾位老同志的安全。他把已打了離休報告的老書記劉順元安排到遠離城市的三河閘去休養﹔讓老省長惠浴宇以肺癌復發為由去上海就醫﹔讓老書記張仲良到上海檢查身體﹔把彭沖書記的三個大男孩送到上海保護起來，以免他們與造反派發生沖突。文革開始不久，陳光就讓辦公廳的同志去看望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要他做好防止意外事件的准備。當吳天石夫婦相繼被折磨致死后，陳光將吳的子女送到安徽加以保護。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陶白在被公開點名批判前，陳光安排韓培信和他談了一次話，讓他思想上有個准備，千萬不要想不開，日后省委會妥善處理的。陳光對身邊同志無微不至的關懷，對干部發自內心的愛護，對群眾的溫暖體貼，令人十分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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