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的風雨人生

救亡愛國的“記者”

全國抗戰爆發后，曹聚仁脫下長衫，走下講壇，走出書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學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他換上軍裝，改行做了戰地記者。

曹聚仁帶筆從戎，住進了與蘇州河一河之隔的第八十八師孫元良司令部，隨軍進退，冒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斷地為《大晚報》《立報》和中央通訊社撰寫戰地通訊。10月，他進入謝晉元第五二四團駐守的“四行倉庫”，目睹了800壯士英勇堅守的全過程，並作了及時報道，給沮喪的中國人民以興奮與安慰。后來，他將這些身臨其境的一切，都寫入了他編著的《中國抗戰畫史》中，為后人留下了極其重要的歷史資料。

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后，曹聚仁受中央通訊社聘請，任戰地特派員。由於戰線變動，他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趕上了台兒庄戰役和徐州會戰。1938年4月7日，中國軍隊取得轟動海內外的台兒庄大捷。曹聚仁率先報道了這一勝利的消息。消息見報，舉國若狂。4月9日，曹聚仁的《台兒庄巡視記》的長篇報道，又在全國各報相繼刊出。

1939年，應蔣經國的邀請，曹聚仁到了贛州，創辦《正氣日報》，任總編輯，並成了蔣經國的高參。

抗戰八年，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折，使他成為一位知名軍旅記者。如果說他以前是“讀萬卷書”的話，那麼這8年，就是“行萬裡路”了。

解放前夕，《前線日報》社長馬樹禮先生，為曹聚仁全家買好了去台灣的船票，但他最后還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7月，他隻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寫信給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復：在海外，也一樣可以為國家出力。這一去，他羈留港澳就是22年！這22年，他一直為祖國和平統一大業奔走呼號，直至1972年走完最后的人生。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華文報刊上為新中國系統地進行愛國主義宣傳的海外記者。

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請回內地採訪。毛澤東主席曾兩次接見他，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以及張治中將軍等也先后與曹聚仁進行會談。

1956年7月16日，曹聚仁應周恩來邀請在頤和園夜宴。8月14日，他在《南洋商報》第三版撰文《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會見記》。其后不久，印度尼西亞華僑主辦的《生活周刊》刊發報道《周總理約曹聚仁在頤和園一夕談》，正式向海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第一次提出“國共第三次合作”，在海內外引起強烈震動。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澤東約曹聚仁作了長談，當曹聚仁說他自己是自由主義者時，毛澤東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澤東還向他詢問了許多關於蔣經國在贛南的舊事。1959年8月23日，金門炮戰前幾天，毛澤東再一次接見了他，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台的底細，轉告給蔣氏父子。隨后不久，他在《南洋商報》發表金門炮戰的獨家重大新聞。

曹聚仁主張國共之間要和衷共濟，和談解決，不能自相殘殺。1956年6月28日，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的看法，要解決中國的問題，訴之於戰爭，不如訴之於和平，國共這一雙政治冤家，既曾結婚同居，也曾婚變反目，但夫妻總是夫妻，床頭打架床尾和好，乃勢所必至，為什麼不可以重新回到圓桌邊去談談呢？……月前有一位華僑實業家，他誠摯地對我說：‘國共之爭不止，華僑間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不會消除的。’華僑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們在輿論界，為什麼不出來高聲疾呼呢？……我只是主張國共和談的人，而不是發動和談的人，那些謠言專家用不著多費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