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永清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至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期間，國民經濟實行了以調整為中心的“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作為黨內公認的調整經濟的高手，陳雲在這次國民經濟調整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次調整經歷了兩次決策的過程，第一次是1979年3月至6月，第二次是1980年11月至12月。簡述如下。
沖破高指標“禁區”的呼吁
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國經濟非常困難，市場商品匱乏、人民生活困難。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在聽取和討論國家計委有關匯報時表達出這種心願，即“粉碎了‘四人幫’，國民經濟要搞上去。” “在新的黨中央領導下，一定要把速度搞上去。”這樣，1978年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1976至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草案）》提出了龐大的計劃指標，8年間主要工業產品新增加量大大超過過去28年增加的產量，國家財政收入和基本建設投資，都相當於過去28年的總和。與相適應，加大了對外引進的力度。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些高指標造成國家財政困難和國民經濟比例更加失調的嚴重情況。如后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的，這一時期 “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仍在繼續。
鑒於60年代“大躍進”的沉痛教訓，從1978年4月起，理論界和黨內開始醞釀糾正這種冒進的做法。1978年4月18日，著名經濟學家、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顧問薛暮橋致信鄧小平、李先念，詳細闡述當前經濟工作中潛伏的危機，指出“為著迎接新的建設高潮，需要認真總結過去28年的經驗教訓，特別是1958年到1960年‘大躍進’和接著所做調整工作的經驗教訓。”呼吁在高指標問題上要沖破“禁區”。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文章。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這篇文章。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同時轉載。此前，鄧小平明確批評了“兩個凡是”的口號，此后，又明確肯定和支持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使得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形成為了全國規模的思想解放運動。
眾所周知，陳雲在1960年代初的國民經濟調整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搞經濟工作在黨內有口皆碑。延安時期主持陝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的財經工作，做到財政收支平衡有余，給邊區留足了夠一年支用的家底，創造了戰時財經史上光輝的一頁。建國初期，統領全國財經工作，在統一財經、平擬物價、平衡收支的重大歷史事件中，功勛卓著，被毛澤東高度評價為經濟戰線上的“淮海戰役”。在總結經濟工作中冒進與反冒進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國力論思想，即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也就是緊張平衡的理論。這一理論成為總結“大躍進”教訓、進行國民經濟調整的重要依據。1962年以后，陳雲的境遇發生重大變化，此后他差不多沉默了15年之久。
粉碎“四人幫”后，陳雲在撥亂反正、重新恢復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方面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見。1978年5月以后，在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動下，陳雲率先對當時經濟工作方面冒進的指導思想提出批評，不負眾望地擔負起沖破高指標“禁區”的重擔。
和李先念的聯名信：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
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國務院務虛會議研究利用外國資金、引進國外技術設備加快現代化建設的速度問題。7月31日，陳雲向李先念提出：“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議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面意見。我們既要聽正面意見，又要聽反面意見。”12月10日，即將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黨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的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提交了關於經濟問題的五點建議，提出：“不能到處緊張，要先把農民這一頭安穩下來。”﹔“工業引進項目，要循序而進，不能窩工”﹔“對於生產和基本建設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材料如有缺口，不論是中央項目或地方項目，都不能安排。”陳雲的發言得到多數人的贊同。
1979年1月1日，陳雲在李先念批請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國務院關於傳達《1979、1980兩年經濟計劃的安排（草案）》的通知稿的信上批示：“國務院通知中‘1979年有些物資還有缺口’。我認為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某些項目。”5日，陳雲又在新華社反映一些工業部門和地區的同志對國家計委安排1979年的生產計劃和物資供應時還在留缺口表示不滿的簡報上批示：“我認為有物資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陳雲的意見得到鄧小平的支持。鄧小平閱后批示：“請計委再作考慮。” 6日，鄧小平同余秋裡、方毅、谷牧、康世恩談話，指出：“對今明兩年的計劃，陳雲同志提了意見，他說有物資缺口的計劃不是真正可靠的計劃，計劃不要留缺口，寧可降低指標，寧可減建一些項目。這個意見很重要，請計委再作考慮。有些指標要壓縮一下，不然不踏實、不可靠。”此后，國家計委會同有關部門著手研究和調整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原已准備下發的國務院通知沒有發出。
1979年3月8日，陳雲寫下《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為即將提出的經濟調整決策作理論上的准備。在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他很有創新性地提出：市場調節是必需的，“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這兩個部分的比例的調整，將佔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調節部分所佔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相應地增加。”
3月14日，陳雲和李先念聯名給中央寫信，正式建議實行經濟調整。按照三中全會確定的排名順序，聯名信中李先念排在陳雲的前頭。他們首先建議在國務院下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以陳雲為主任，李先念為副主任，姚依林為秘書長。同時，對當前和今后的財經工作，提出6點意見，強調 “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調情況大體上調整過來。” 17日，華國鋒將這封信批給中央副秘書長姚依林，“印發政治局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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