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紀律建設全面總結提升——九月會議
1948年 9月 8日至 13日，為迎接中國革命勝利，毛澤東在平山縣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稱“九月會議”）。這是中央撤離延安后第一次政治局會議。在國共雙方軍隊即將展開決戰之際，九月會議全面部署了黨政軍各方面工作，並著重強調了全黨加強紀律性和統一集中問題。9月 12日，也正是九月會議召開期間，遼沈戰役打響。
會議召開前后，中共中央對紀律問題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都有了充分積累，亟待進行總結提升。毛澤東在會上重申了紀律問題的重要性：“上面說了許多條，還必須有這一條，沒有這一條，那許多條實行起來都不會順暢。”“中央同志要以全力來做這件事，要在戰爭的第三年內，在全黨全軍克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138—139頁。）。會議基本決議明確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環是加強紀律性，克服黨內某些嚴重地存在著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西柏坡檔案》第 1卷，第 453—454頁。）
會議在紀律建設上有三方面突出成就。
一是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的形式，要求全黨切實強化請示報告制度的落實執行。決議充分肯定了請示報告制度對加強紀律性的關鍵作用，強調：執行請示報告制度就是為了“保証全黨全軍所執行的各種政策的完全統一、及軍事計劃的完滿實施，克服目前黨內軍內存在著的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520頁。）。一言以蔽之，“整頓紀律的鑰匙，就是嚴格執行報告請示制度”（《葉劍英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89頁。）。
決議對請示報告的內容、方式作出系統規范，全面超越並涵蓋了此前的綜合報告制度。中共中央通過這一決議系統梳理了各方面的工作，明確劃分了中央和地方在各類重大及具體事項上的“決定權”，進一步確立了黨內健康高效的政治格局，為 1949年的建政打下基礎。
二是提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口號。自城南庄會議提出反對“雙無”后，毛澤東還在繼續尋找一個更加准確、鮮明而有號召力的口號來表述紀律的重要性。九月會議前夕他提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才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口號如此朗朗上口、深入人心，自一產生就在黨內外產生巨大影響，以至成為后人理解那段歷史的標志性口號。“加強紀律性”不是孤立的，它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的一部分，這二十字口號是決戰之際中國共產黨全部戰略部署之精煉概括，而“加強紀律性”是其“中心一環”。從建立報告制度，到召開九月會議，在這段不長的時間裡，中國共產黨的詞庫中涌現出一系列關於紀律問題的新概念，如綜合性報告、請示報告制度、統一權力、集中權力、無紀律無政府狀態、獨立國，等等。這些各有側重的紀律概念，代表著一個個重要的探索節點及理論成果，是 1948年黨的紀律建設持續走向深入的集中體現。
三是從民主集中制的角度審視紀律問題。
任弼時在會上提出：“加強紀律性絕不是減弱地方的積極性，而是去掉盲動的積極性，發揚有條理有系統的積極性”﹔“強制應該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黨內缺乏基層組織生活，應加強組織部。基層組織生活不健全，就不能加強紀律性”。（《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5冊，第 471—472頁。）此前毛澤東對“權力統一”於中央之前特意加上“全國一切可能和必須統一的”這一限制性定語，反映了類似思考，“統一”並不是無限制條件的，要尊重客觀條件——“可能的”，也要保護地方積極性——“必須的”。“不是一切都統一，而是可能的又必要的就統一，可能而不必要的不統一，必要而不可能的也暫時不統一。”（《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 137頁。）毛澤東起草的《關於九月會議的通知》提出把“提高干部的理論水平，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視為“完成上述任務的重要環節”。（《毛澤東選集》第 4卷，第 1349頁。）這些基於 1948年紀律實踐所進行的寶貴理論思索，將黨對紀律問題的討論帶到民主集中制這一更深的層面，隨后關於健全黨委制的系列指示精神就是這些思索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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