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克將軍談紅四軍“七大”【4】

“七大”爭論的性質是領導方法之爭，並非路線斗爭

關於紅四軍“七大”爭論的性質，看法一直是有分歧的。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前后也是有變化的。“七大”召開前，毛澤東在給林彪的信中，認為是“少數同志們歷來錯誤路線的結穴(原文如此，“穴”疑為“果”字)，兩個指導路線的最后斗爭”。而“七大”決議則認為是：“黨過去所有的錯誤和正確的來源，並不是簡單的兩種路線思想的斗爭的結果。”

延安整風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毛澤東對紅四軍“七大”爭論的性質，又多次表示不是路線斗爭。1944年毛澤東電告華中局時指出，紅四軍“七大”的問題，並非屬於總路線性質，並且早已解決，不應再提。

到了“文革”期間，林彪、江青兩個陰謀集團更是別有用心地歪曲歷史，誣蔑紅四軍“七大”，指責朱德、陳毅等人，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

粉碎“四人幫”以后，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過理論上、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已沒有人再堅持“七大”爭論是“路線斗爭”的看法了。但對待“七大”爭論的性質，仍然有帶原則性的爭論還是領導方式方法之爭的不同看法。

蕭克告訴我們，羅榮桓也說過，有很多爭論的問題，屬於工作方法問題，如有的感到黨管得太寬了，黨管一切，黨管理一切，黨指導一切，這幾個提法就討論了一天。蕭克說，當時“黨是最高領導”大家在觀念上是明確的，但“黨什麼都管不行”。“一切”講得太死了。據有關當事人回憶，“黨管一切”不是毛澤東的原話，但他說過黨什麼都應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慎重起見，蕭克還找譚震林等老同志交談。他們共同的看法是：紅四軍“七大”不是路線斗爭，“七大”的爭論和古田會議決議提到的紅四軍存在的8個問題不是一回事。

然而蕭克並不要求專題組統一於他的觀點。他表示：一些學術問題、歷史問題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不能強加於人，你們怎麼看就怎麼寫，不要受我的看法的影響。我是當事人，上送報告也不要由我來簽署。后來在上送報告中，對“七大”爭論性質的看法，寫的仍然是專題組的意見，簽署人是時任軍事學院副政委的李曼村。蕭克表現出的這種高風亮節，使我們深受感動。

現在看來，蕭克的看法是正確的，因為他講的是領導方式方法之爭，而不是具體的工作方式方法。本質地說，大家都是要革命的，但如何組織領導革命則有不同看法和做法，這是應當允許的。在蕭克看來，即使涉及若干組織原則的爭論，也是屬於領導方式方法范疇之內的問題。事實上，中央在“九月來信”中，談到“朱毛之爭”時，也是將其定性為“工作方法上的錯誤”。朱德於1944年《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過：“關於如何建軍，在閩西，當時紅四軍內部曾發生過爭論，表現在紅四軍第七次和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爭論點為：軍隊已發展到一個新規模，需要有一套新辦法，就像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那樣一套新辦法，才能進一步建設無產階級的新的軍隊。”從朱德整個講話的內容看，他講的“新辦法”，主要指的是建軍和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些基本原則。

晚年的蕭克將軍

陳毅是“有功之臣”，並非“奪權之士”

歷史已經表明，從紅四軍“七大”決議到古田會議決議的誕生，在這場總結紅軍初創時期建軍經驗的大討論中，陳毅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勇敢地挑起主持召開“七大”的重擔。

在紅四軍“七大”前后“朱毛”發生分歧、黨內出現爭論的情況下，作為紅四軍“三把手”、代理前委書記的陳毅，其處境也是較為為難的。他憂心忡忡，擔心紅四軍分裂。他在“七大”會上直言不諱地說：你們朱毛就像戰國時期的晉國和楚國，兩個大國吵，我這個鄭國在中間簡直不知道如何是好。兩大之間為小，我是進退兩難啊。我跟你們哪個走？站在你們哪一邊？我就是怕紅軍分裂，其實你們也是怕紅軍分裂的，不對嗎？希望你們兩方面要團結起來才好。但是在困難面前，陳毅沒有退縮，而是義無反顧地站出來，主持召開了“七大”，並通過了由他起草的決議。陳毅對毛澤東、朱德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辦法進行了批評，連對毛澤東、朱德在思想作風方面的“毛病”，也是對等地各列了7條，可見其用心良苦。陳毅此種做法，正是為了達到消除朱、毛之間的“懷疑”和“猜忌”，增強紅四軍團結的目的。事實也証明是這樣。

至於這次選舉前委書記，為什麼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而陳毅卻當選了呢？蕭克將軍說過，當時紅四軍最有威信的領導干部，主要是毛澤東、朱德、陳毅等人，毛、朱兩人爭論不休，又受了處分，與會代表很自然地就把票投給了陳毅。蕭克說，從陳毅自身的條件來講，給人們印象深的有3點：一是有文化修養，又留過洋﹔二是能聯系群眾，敢說敢干﹔三是革命堅定，打仗勇敢。因此，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就是順理成章的事，連朱德、蕭克也都投了他一票，根本不存在什麼“奪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