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克將軍談紅四軍“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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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下半年，紅四軍召開了3次黨的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七大”“八大”“九大”)，開展了一場總結建軍經驗的大討論。這是紅軍初創時期發生的一件有重大意義的大事件。它起始於“七大”前后，結束於“九大”閉幕。這場大討論的結論，就是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古田會議決議。

紅四軍“七大”是一次充滿爭論的會議。長期以來，在研究紅四軍這場總結建軍經驗的大討論中，往往有著很大的片面性和傾向性，即把“七大”“八大”與“九大”對立起來，認為前者是完全錯誤的，后者是對前者進行批判的產物。在紅四軍“七大”前后的“朱毛之爭”中，簡單地把朱德、陳毅置於毛澤東的對立面，認為前者執行的是錯誤的軍事路線，毛澤東則是正確軍事路線的唯一代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種情況已開始有所變化。20世紀80年代初，筆者在軍事學院（后合並成立國防大學）任教時，曾奉命參與關於紅四軍“七大”資料(兼專題及“八大”“九大”)的收集和研究工作。時任軍事學院院長蕭克將軍，曾參加過紅四軍的這幾次會議。他以親身經歷和切身體會，給專題組以有力指導，並在全校做了關於古田會議決議的報告，使大家深受教育。筆者有幸多次聆聽了蕭克將軍的指示，查閱了有關資料，並擔任了專題組的執筆人，受到很多教育和啟示。

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北京會見蕭克時親切握手

“七大”主流是好的，並非一無是處

紅四軍成立一年多來，在如何建軍問題上，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但是，由於處在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爭環境，而且大部分成員出身於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有的來自舊軍隊。因此，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和舊軍隊的作風，如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軍閥主義殘余、極端民主化等錯誤傾向，大量地反映到紅四軍的黨和部隊中來。在這種情況下，加之中央“二月來信”的消極影響，於是，如何加強黨的建設，建立一支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在紅四軍黨內，甚至前委成員、朱德和毛澤東之間，都產生了不同的認識，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紅四軍“七大”於1929年6月22日，在龍岩城公民小學召開，出席會議的有前委委員及蕭克將軍談紅四軍“七大”◎瞿定國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北京會見蕭克時親切握手51特稿2015-1XIANGCHAO大隊(相當於連)黨代表，以及部分軍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約四五十人。會前，毛澤東曾向前委建議：通過總結過去斗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進一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斗力，擔負起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任務。但是，毛澤東的意見沒有被採納。會議由代理前委書記陳毅主持。他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並代表上屆前委作了工作報告。會議通過了由陳毅起草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以下簡稱“七大”決議)。

蕭克認為，這個決議很重要，是我們研究“七大”最重要的歷史依據。他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聯系一些當時的來往書信資料，對決議的正確面作了詳細分析，並指出，七大“決議”存在的缺點是“非主流”的東西。他指示專題組，研究“七大”這個復雜的歷史問題，一定要忠於史實。隻有忠於史實，才能忠於真理。

根據蕭克的指示，專題組查閱了相關的歷史檔案，收集了有關人士的回憶資料，多次開會對“七大”決議進行了反復研討，最后形成了大體一致的看法。認為“七大”決議不僅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而且對許多爭論問題旗幟鮮明地作了回答，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不對的，一看就給人以深刻印象。這些結論性的分析，盡管不會完全正確，但其中許多有價值的內容，為后來中央指示和古田會議決議所吸收，則是有據可查的。

“七大”決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黨內爭論問題”，列有7個小標題：1.過去工作的檢閱。2.這次爭論的原因和性質。3.黨應不應該管理一切。4.對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見。5.對朱毛同志的意見。6.總批評。7.提出下列口號作為這次爭論的結果及黨員以后的工作標准。這是《決議》的基本部分。第二部分是“分兵問題”，隻寫了“由新前委討論”一句話，沒有具體內容。對“七大”決議第一部分“黨內爭論問題”，專題組認為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來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