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存的戰俘營南牆。
關在禁閉室內的戰俘（雕塑）。
核心提示
沈陽盟軍戰俘營陳列館是目前保存最好的戰俘營遺存之一，但它只是當年修建的奉天戰俘營的一部分。最近，有專家告訴記者，離戰俘營不遠的居民區裡，還有一處戰俘營醫務室，日本731部隊曾藏身於此……
9月27日，在專家和當地居民的幫助下，記者深入到日本侵略者修建的“奉天俘虜收容所”區域查看，看到仍有部分當年建筑遺存，其中還有一座保存較好、研究價值較高的單體建筑——盟軍戰俘營醫務室。
發現戰俘營醫務室
在沈陽大東區的龍之夢向東看，可以迅速找到一片空間凹陷的區域，70多年前，這裡曾修建了“奉天俘虜收容所”，是奉天戰俘營的一部分。
沈陽二戰盟軍戰俘營陳列館位於這片區域的東北角，是當年建筑遺存比較集中的部分。
沈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高建告訴記者，目前陳列館佔地面積為1．29萬平方米，這只是規劃利用保護的一期工程。1943年由“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出資建成的 “奉天俘虜收容所”南北總長約310米，東西總長約146米，總面積為45355平方米。
記者從陳列館向南，經過一座臨街的紅磚二層小樓，向右拐進一條小胡同，正在張望，一位老大爺走過來。聽說記者在尋找戰俘營舊址遺跡，他回身指著背后一段灰色殘牆說：“就是這裡，總有一些外國人來這裡參觀，聽說有些人是戰俘的后代。 ”
看殘牆外觀，與現存的戰俘營房遺址比較，它應該屬於營房北牆的一部分。牆外是原中捷友誼廠醫院的后院，后院牆上有一處圍牆打開個豁口，出豁口沿院牆向南便到了另一條小巷裡。
環衛工張大姐正在撿拾牆邊的垃圾，聽說記者在尋找當年戰俘營的圍牆，她熱心地指點：“這條東西向的圍牆就是戰俘營的南牆，頭些年，文物部門的人還來這裡丈量過，聽說有100多米長。 ”這是一段紅磚圍牆，牆頭覆蓋水泥，部分牆段留有白灰痕跡，顯然是被臨街建筑利用時留下的。磚牆比現在的圍牆明顯高出一截，但已經看不出當年關押戰俘時2米多高、陰森的樣子。
經張大姐一路指引，記者來到了沈陽市大東區中捷愛心敬老院。院落是剛剛粉刷的，紅色牆面配以白色條帶，顯得很溫馨，老人們三三兩兩坐在院子裡晒太陽。
院長林潔原是中捷友誼廠老職工，后來承包了敬老院。她指著院內唯一的二層樓說：“那就是當年戰俘營醫務室，破舊得不行，總漏雨。今年下雨時，老人的東西給澆壞了不少。后來，我們自己籌錢修了一次。 ”這是在沈陽二戰盟軍戰俘營陳列館外面發現的，現今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當年建筑。
護理員於大姐在這裡工作了20多年，她回憶說：“以前這個樓的屋子裡有很多鐵鉤，從頂棚中伸出來，不知道是干什麼用的，估計是對付戰俘的，后來廠裡維修時給摘掉了。 ”
日本731部隊曾進駐醫務室
在史學家眼中，沈陽戰俘營醫務室有太多的可研究之處。
首先是它的名稱，高建說：“有人將它稱作戰俘營醫院，我覺得十分不准確。 ”這是她研究沈陽二戰盟軍戰俘營醫療狀況后得出的結論。
日本侵略者留下的資料顯示，僅在1943年，這裡就有91名年輕的戰俘死亡，其中83人是患病死亡。按照日本陸軍省的《戰俘管理細則》，沈陽盟軍戰俘營醫務室設有 “內科、傳染科和外科，並設有隔離病房和療養室，在一樓設有診療室、手術室、X光室、藥房以及尸體停放間”。實際上，這裡隻配有一名日本外科軍醫和若干名衛生員，僅能進行傷口包扎和感冒等輕度疾病治療，而且嚴重缺少藥品。
高建介紹說，當時，在沈陽盟軍戰俘營有14名戰俘被日軍指定為內科、外科醫生，他們原來的職業可能就是醫生，但是，由於日軍沒有提供足夠的藥品，特別是沒有治療痢疾等流行病的奎寧等藥品，他們隻能眼睜睜看著年輕的同伴陸續死亡。
她說：“這些史料說明這裡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醫院。 ”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王鐵軍說：“我們訪問盟軍戰俘幸存者，他們回憶時也將它稱作是 ‘clinic’，譯作小診所，或者醫務室，並沒有醫院的意思。 ”
當然，最能引起學者注意的是這裡曾經進駐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隊。
高建查到了於 2007年解密的、現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的一份文件，命名為 “關總作命丙第九八號”，是1943年頒發的一份關東軍任命書，其中第三條命令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長應將下列人員迅速派至奉天戰俘營，並支援和指導該戰俘營進行防疫業務”，派遣人員包括將校5人，下士官5人，兵約10人，人數甚至大大超過了醫護人員。
關東軍防疫給水部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隊，關於他們在沈陽戰俘營的活動，有幸存者的零星回憶，但是，由於二戰后盟軍對幸存者下達了“禁口令”，731部隊在沈陽戰俘營長達兩年多時間裡究竟做了什麼，還有待更多解密文件的公開，以及史學家進一步的發掘。
國際紅十字會代表三度視察
王鐵軍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查到了2003年解密的《奉天戰俘營的歷史》，裡面介紹了國際紅十字會駐日本代表處的代表曾到沈陽盟軍戰俘營進行視察。
第一次視察發生在1943年11月13日，當時的代表佩斯塔露庫從朝鮮經丹東入境后，進入沈陽戰俘營視察，記錄顯示，他為戰俘們帶來了一些節日禮物和慰問信。
第二次發生在1944年12月5日，當時的代表安格斯特在視察后的報告中指出：如果藥品和食品充足，拘留所內患者的治愈不是不可能的。
第三位來到沈陽盟軍戰俘營視察的是國際紅十字會駐日本代表馬歇爾·鳩諾，正是這位瑞士人以回憶錄的形式出版了 《第三個士兵》，讓后人看到了更為細致的歷史事實。
他在回憶錄中，這樣描述自己在沈陽盟軍戰俘營醫務室見到的情況：靠近窗邊有三四名戰俘站立著，挽著腕，在他們繃帶、傷口能夠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地低下頭。待最后面的日本軍官通過后，才抬起頭，保持筆直的姿態，目光直視天棚，一直沒有同我們進行目光交流。我的手心沁滿了汗水，同行的馬爾卡麗臉色變得像死人一樣蒼白……
他還寫道：我走向一位戰俘，向他伸出了手，可是那位戰俘沒有任何反應。他低下了頭，但不是看我，而是看著鬆田（奉天俘虜收容所所長），似乎在征求鬆田的同意，數秒鐘后，他伸出了手。我急忙說明此行的目的，那位男子用極其簡短的話作答，而且每次回答都在看著日本人是否在點頭……
事后這位瑞士人不禁感慨：在寒冷的中國東北的山地裡，還有一千余名戰俘，也許他們失去了歸國的欲望。我能夠見到的只是像奴隸般地低著頭，嘴巴隻能像墓碑一樣沉默的幾個戰俘。
人們需要知道，這些戰俘是經過怎樣煉獄般的折磨，才會變得如此木訥。（記者/郭平 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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