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林
1987年11月，在中共十三大上，陳雲任中顧委主任，退出了中央工作的第一線。這一年，他82歲，正式進入了晚年時期。直到1995年去世，又經歷了七年多時間。七年，在陳雲為中國革命、建設奮斗的九十年生涯中，只是很短暫的一段。但卻是他思想最為成熟和冷靜的時期，他以崇高的威望和豐富的經驗，在這七年的關鍵時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發揮老同志的中流砥柱作用，在關鍵時刻，穩定政治大局，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了第四十個年頭，卻面臨著一場政治上空前的考驗。4月，首都北京開始出現政治動亂，全國一些地方也發生嚴重打、砸、搶、燒的事件，局勢轉向激化。
在杭州休養的陳雲再也坐不住了，匆匆返回北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5月19日上午，李先念、楊尚昆受鄧小平委托來到陳雲住地，通報中央關於實行戒嚴的決定。陳雲表示堅決擁護說：“北京定，天下定。”
5月20日10時，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當天上午，陳雲前往鄧小平住地，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黨內有兩個司令部。如果再讓步，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有了。陳雲在會上表示，完全擁護鄧小平的講話和中央必須採取的措施。5月23日、24日，陳雲連續找一些老干部和老將軍談話，又同薄一波談話，提議召開中顧委常委會議。陳雲說：“這個局面不能再退，沒有余地了。要擁護鄧小平，擁護中央常委。4月26日社論要肯定。如果說這個社論少了一點，就是少講了一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話。”
5月26日，陳雲主持召開中顧委常委會議，傳達中央關於反對動亂、維護社會安定的指示精神。他講話說：“第一，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二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第二，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就是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干部大會上的講話。同時，要主動地多做干部和群眾的工作。”有的老干部當時感嘆地說：“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陳雲同志講話本身，就具有極重大的意義。我想，我們黨的歷史上會寫這一筆。”
政治風波平息后，陳雲又對善后進行了很多思考和工作。6月20日，陳雲在中央會議提交書面發言指出：“一、趙紫陽同志辜負了黨對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對趙紫陽同志的處理。”6月24日，中顧委在北京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支持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對趙紫陽錯誤的決定，表示要全力支持中央新的領導集體的工作。
如何處理政治風波中犯錯誤的人，陳雲進行了認真的思考。他根據自己多年來做組織和紀檢工作的經驗，主張對在動亂期間犯錯誤並作了檢討的幾位中顧委委員從寬處理。1990年5月24日，他同薄一波、宋任窮談話時說：“我反復考慮，在這次黨員重新登記時，應該允許他們登記。”他講了三條理由：一、“在政治問題上，處理要格外慎重，隻要檢討了，這就是記錄在案了，不要扭住不放。扭住不放，不是我們黨的好作風。在這方面，我們黨是有很深刻的歷史教訓的。”二、“當時中央常委有兩種不同的聲音，加上中央有些報紙進行了錯誤的宣傳，使得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領導同志都不了解真實情況。所以我主張，對於這場政治斗爭，應該採取正確的黨內斗爭方針來處理。就是說，應該從全局的觀點，即從黨的最高利益、長遠利益為出發點來處理。對犯有錯誤的同志的審查，應該是實事求是的。”三、“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開七大的時候，一些犯過錯誤的同志還是被選進中央委員會，……這樣做是很好的，是有利於安定團結的，有利於教育團結絕大多數人的。”陳雲的這個從黨的最高、長遠利益出發，批判從嚴、處理從輕的原則，是一以貫之的，在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犯錯誤的一些老同志時，他就嚴肅闡述過。
由這場政治風波，陳雲想到了必須堅持對當今時代的正確理論論斷，警惕敵對勢力的分化瓦解活動。他同分管宣傳工作的李瑞環談話，中心是如何看待列寧對帝國主義的論述。陳雲說：“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文’、‘武’並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
二、運用黨內經濟大管家的經驗，積極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提供理論和政策上的重要支持
我國農副產品和初級工業產品的價格長期偏低，價格體系很不合理。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如何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存在著不同意見。陳雲一貫主張價格改革要平穩，採取補貼辦法，循序漸進。他1980年就指出：“我看現在還是國家補貼、低工資的辦法好。不補貼，大漲價，大加工資，經濟上會亂套。”
1988年，對改革物價雙軌制，有人提出要闖關，畢其功於一役，辦法是取消補貼，大幅度提高工資和物價。1月國務院開會討論經濟形勢，國家計委等部門強烈地提出當前經濟生活最突出的問題是物價大幅度上漲，穩定物價成為經濟工作的當務之急。如果所有漲價因素全部出台，各方面都承受不了。但趙紫陽認為：“消費價提高，我們就給城市居民以補償，這樣做，連鎖反應就不會大”⑧。
5月17日，姚依林到陳雲處，通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價格、工資改革的意見，設想從明年開始，每年價格上漲百分之十，連漲5年，每年人均收入也相應增加。陳雲對這種做法表示憂慮。他說：“物價每年上漲百分之十，連漲5年，我打個很大問號。”⑨他進一步指出，物價連續上漲百分之十，影響的面很大。如果把這個計劃公布於眾，趙紫陽敢講不敢講？物價上漲后不拿工資的農民怎麼辦？我們有生之年，農業過不了關。經過幾天思考，5月28日，陳雲同李鵬談話，更加明確地不贊成擬議中的價格、工資改革辦法。他斬釘截鐵地講：“每年物價上漲百分之十，辦不到。我是算賬派，腦子裡有數目字。理順價格在你們有生之年理不順，財政補貼取消不了。”⑩但是，陳雲的意見沒有得到採納。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由趙紫陽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央政治局會議公報，報道了價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內容。方案一公布，立即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現多年少見的全國性搶購商品和大量提取儲蓄存款的風潮，形成了物價猛漲、人心極為不安的嚴重局面。9月底，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把明后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以扭轉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的態勢。
面對經濟嚴重狀況，陳雲作了較長時間的考慮。10月8日，他找趙紫陽談話，委婉地對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以后指導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提出批評，要求認真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堅持正確的道路。然后陳雲就當前經濟工作談了八點意見。主要是：糧食問題始終是一個大問題。“中央的政治權威，要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作基礎。沒有中央的經濟權威，中央的政治權威是不鞏固的”﹔“搞活經濟是對的，但權力太分散就亂了，搞活也難”。他再次強調財政平衡說：“從全局看，在幾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財政平衡。”“要扭轉當前混亂的經濟局面，首先要靠財政平衡、特別是中央財政平衡。”“現在票子發得太多。票子發行的權力要高度集中，我看還是要‘一枝筆’。”他指出必須歷史地辯証地對待過去經濟工作中採用過的辦法：“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辦法，現在不應該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我們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丟掉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經濟這一條，否則整個國民經濟就會亂套。關於金融問題，他提醒說：“如果不從根本上採取穩定市場物價措施，提款搶購風潮還會再起。”這次談話，在中央領導層引起很大的反響。
1989年政治風波平息后，陳雲繼續反思物價闖關的教訓。認為在經濟工作方面，中央下放的權力過多，削弱了國家調控經濟的能力。1990年6月6日，他在同江澤民談話時說：國家財政補貼取消不了。暗補、明補，都是補貼。在我國，還是低工資、高就業、加補貼的辦法好。這是保持社會安定的一項基本國策。即使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某些產品也是實行補貼的。當然，通過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可以逐步減少一些不合理的補貼。8月16日，陳雲又同江澤民談話，總結教訓說：“1988年八九月間，我們曾經計劃在五年內物價和工資每年都提高百分之十。我們是物資缺乏的國家，這樣做的結果，必然會發生搶購、提款風潮。這是這次動亂的一個重要原因。”
鄧小平贊成了陳雲指出的經濟生活中存在分散過多的問題。9月4日，他在同江澤民等人談話時說：陳雲同志講，各路諸侯太多，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自為政。這個批評是正確的。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針對經濟形勢中存在的問題，決定用三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基本完成治理整頓任務，努力緩解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的矛盾，逐步減少通貨膨脹，使國民經濟基本轉上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軌道。
對於經濟領域的改革開放，陳雲晚年一直表示支持。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吳邦國向陳雲匯報說：上海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勢頭很好，浦東開發邁出新步子，深化改革有新思路。陳雲聽后高興地說：“上海大有希望。”笑著對黃菊說：“不是有新聞記者向你打聽陳雲對開發開放浦東的態度嗎？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贊成開發浦東，開放浦東！”李先念逝世后，應鄧小平希望，陳雲寫了一篇悼念文章說：“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為出口型，高層建筑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建設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復雜得多，過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當前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很多已經不再適用。這就需要我們努力學習新的東西，不斷探索和解決新的問題。”
1992年11月，江澤民到上海看望陳雲,他談到十四大確立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對陳雲說：“你是最熟悉市場的。建國初期穩定物價，60年代回籠貨幣。”陳雲說：“你講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實事求是，講得對。”
1993年，在經濟快速發展中，也出現了過熱混亂現象，主要表現在：貨幣過量投放，金融秩序混亂，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都出現膨脹的趨勢，進口增長過快，物價上漲加快。7月13日，江澤民向陳雲通報中央針對這種狀況加強宏觀調控的十六條意見。這正是陳雲一貫的主張，他興奮地說：“我雙手贊成十六條。”“快刀斬亂麻，重病要用重藥醫”，“應該把中央的財力收回來”。1994年春節前夕，陳雲還提醒吳邦國等人說：從全國來看，當前經濟工作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問題，就是建設規模一定要與國力相適應，而且要留有余地。同時，要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經濟效益上來。
三、發揮余熱和影響，關注黨和國家生活各個領域的健康發展
在退下來的晚年七年裡，陳雲有了較多的時間關心雖然不歸他直接分管，但他有興趣或者過去一直關注的事業，對中小學教育、古籍整理、評彈、環境治理等，用批示、批轉材料、題詞、談話等不同方式提出了很好的建議。這裡隻談一件我親身感受的事情。
1990年，由全國華夏文化促進會出面，計劃組織將中國最著名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翻譯成今天的白話文出版。《資治通鑒》自宋代成書以來，深受世人推崇。毛澤東曾17次通讀批點，並廣為推薦。當時我在中華書局從事古籍整理工作，擔任該書副主編，負責組織翻譯。但是，對於中國著名的古籍要不要搞今譯，是存在不同意見的。一派專家認為，搞今譯會降低人們學習古漢語的動力，而且古籍中許多疑難點古人和專家的解釋也不一致，搞今譯會產生誤解。因此，中華書局沒有接受今譯本的出版。另一派專家認為，隨著世界知識的爆炸性增長，人們已經不可能都去學習古漢語，需要有今譯本。至於疑難點，允許有不同的翻譯。中華書局的總經理於廉、副總編輯何雙生，都親自承擔了一部分書稿的翻譯任務。
在這個分歧時刻，我們想到了一直主張古籍今譯的陳雲同志。
陳雲青年時期，在出版古籍的商務印書館工作過，以后他一直比較注意關系到繼承和發展祖國悠久歷史文化的古籍整理和出版。1981年4月，陳雲在杭州就古籍整理工作比較系統地談了他的意見：“整理古籍，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得懂，僅作標點、注釋、校勘、訓詁還不夠，要有今譯，爭取做到能讀報紙的人多數都能看懂。有了今譯，年輕人看得懂，覺得有意思，才會有興趣去閱讀。今譯要經過選擇，要列出一個精選的古籍今譯的目錄，不要貪多。”於是，我們通過陳方，懇請陳雲為該書今譯本題詞。陳雲了解到本書的編譯情況后，1991年7月25日，欣然題詞：“做好經典古籍的今譯工作。”
我們看到題詞后，認真組織了學習，感受到陳雲不僅對今譯予以支持，而且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題詞中的“做好”，首先要求嚴格把好質量關。“經典古籍”四字則是他對范圍的要求，不可一哄而起，什麼古籍甚至糟粕也去翻譯。我們約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古漢語專業等專業機構的六十多位專家，不僅有年富力強的中年學者，而且有不少著名的泰斗如元史專家陳高華等，都親自參加翻譯工作﹔著名學者黃永年、吳樹平、陳祖武等承擔審稿工作。遇到疑難問題，還組織會議討論，使質量得到了保証。為了解決疑難點歧義問題，我們將古籍原文也對照入書，書的左面頁是原文，右面是今譯文，首創了“文白對照”形式。讀者可以隨時對照看原文，既不失原意，又起到了提高古漢語水平的作用。這樣，陳雲的題詞，為我們很好地解決了兩派專家不同意見的分歧。
在陳雲的支持下，《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也得到了其他老同志的關心。胡喬木在病榻上親自給我們幾人寫來信，表示支持。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出版座談會上，薄一波寫了書面發言，遲浩田、鄧力群、趙朴初、王忍之等同志出席。遲浩田還對我們說，以前看《資治通鑒》有困難，現在他每天都要對戰爭部分的白話文看一頁。該書今譯本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不僅銷售一空，一版再版，而且掀起了一個古籍今譯的高潮。中華書局也接受了該書的再版。隨后，我們陸續組織了其他續修《通鑒》及《通鑒紀事本末》的今譯出版。連部頭巨大的二十四史，也由有關出版社組織了今譯本出版。這些普及青少年和廣大群眾的文化知識，推廣中國歷史經典的成就，是和陳雲晚年的熱心倡導和大力支持分不開的。
四、陳雲晚年的思想和貢獻給我們的啟示
首先，是陳雲對重大問題“不退不休”的原則。
他雖然退居二線，但是當國家遇到重大關鍵時刻，如1988年的全國物價闖關混亂，1989年全國政治風波，絕不置之度外，而是挺身而出。鄧小平委托楊尚昆、王震就他退下來的問題征求陳雲意見。陳雲表示贊成，並說：“退下來可以多活幾年。隻要人在，隨時可以講話。”這就是說，面對關系國家和黨命運的重大問題，隻要人還活著，隨時要講話，必須講話。不這樣做，聽之任之，就不能說是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革命者。1989年5月，面對全國動亂，中央領導層出現分歧，陳雲不顧個人身體健康，趕回北京，找各方面領導同志談話。他說：“這個時候，我們老同志不出來講話不行了。事情就是這樣簡單。”對敵對勢力的分化瓦解問題不僅要講話,而且要“大呼特呼”！鄧小平講到自己和陳雲等老同志在處理這場政治風波中的作用時表示：“我們能收拾這個局面的，我是其中一個，還有一批老的革命家。”這方面，鄧小平、陳雲給我們作出了共產黨員在政治上永無退休的楷模和榜樣。
其次，是陳雲“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相對超脫。
為了保証社會主義事業的后繼有人、長治久安，陳雲晚年特別注意制度的建設和接班人的培養。鄧小平同陳雲商議：“下次黨代表大會不搞顧問委員會了，還是搞退休制度。”對新任領導人，陳雲更多的是從思想和理論上關心他們的成長，而不是越俎代庖、事無巨細仍然干預。陳雲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國家，在目前第一位的領導人是小平同志。但他今年的歲數，照中國老的算法，已經八十四歲了。過不了多少年，黨和國家的全部領導重擔都要落在你們一代身上。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希望能夠組織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的同志都來學習哲學，並把這個學習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項重要責任。”陳雲還讓身邊工作人員跑遍北京的各大新華書店，買來很多套艾思奇主編的《辯証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韓樹英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綱要》，分別送給中央領導人。正如宋平所評價：“幾十年來，特別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陳雲同志總是用自己的切身體會，教育黨的領導干部學習哲學，用辯証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
當前，我國已經進入了老齡社會，老同志如何在晚年時期，過好政治和家庭生活，成為一個關注的問題。陳雲晚年的思想和貢獻，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可資學習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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