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紫
謙恭虛己，勇於自我批評
謙恭虛己的任弼時經常說：“我們每個干部決不可以把自己現在的地位以及工作中的勝利與成就，看成完全是由於自己個人的本領，以為自己的本領真的比什麼都高大，以為自己真的是了不起的人物。如果我們不懂得自己的成功，正是因為自己是為黨工作，才會獲得這些成功，反而把自己看成了不起的‘英雄’，甚至離開黨而去尋求個人的名譽地位，那就非常錯誤，非常危險。”
任弼時從16 歲參加革命至46 歲逝世，把30 年的生命和精力全部貢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他歷盡艱險，奮力前進，對我們黨的青年工作、組織工作、軍隊政治工作，對豐富毛澤東思想都作出了重大貢獻。但他從不居功，從不談他自己。有一次，一位老同志在與任弼時交談中談到任弼時在紅二軍團整軍建黨的經驗時，任弼時馬上說：“你說得太過了，我沒有做這麼多的事情，這都是黨中央領導正確的功勞，是紅二軍團同志集體努力的功勞。”
任弼時不論對干部還是對平民百姓，都虛心相待，從不擺架子。他同人談話，總是以商量的口氣、平等的態度，就是對犯了錯誤的人，也很少指責，而是講清道理，指出錯誤所在和改正的辦法。他和藹可親、以誠相見的作風，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1年，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任弼時前往中央蘇區。因為剛到不久，戰士們大多不認識他。有一次，他讓一位戰士教他刺殺。那位戰士教了幾次，見他動作不准確，就豎眉瞪眼地批評他：“亂彈琴，像你這樣還能刺倒敵人？”當他的動作稍有進步時那戰士又拍拍他的肩膀說：“不錯，長進很大，照這樣下去，肯定是一個模范赤衛隊員！”這時，通訊員跑來喊：“請首長去開會。”那位戰士一問，才知道這學刺殺的人是中央組織部長任弼時，臉一下漲得通紅。任弼時卻大笑著說：“你不僅是個模范戰士，還是一個好教練員！以后要繼續教我學刺殺技術哦。”
任弼時在北京養病的時候，常到景山公園散步。他的身體不宜走遠路，警衛同志建議從一個較近的小門進去，但這個小門挂著“游人止步”的牌子，他拒絕了走小門的建議，說：“這是園裡的制度，我們不能破壞。”
任弼時的謙恭虛己，更難能可貴地還表現在勇於進行自我批評並善於總結出自我批評的方法。
湘贛蘇區是1929年朱毛紅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進軍后，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紅五軍重返井岡山，恢復和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由於湘贛蘇區是在“左”傾路線愈演愈烈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因此存在著如何評價湘贛蘇區歷史的問題。特別是湘贛蘇區在“左”傾路線統治中央蘇區時期，執行了“左”傾中央的肅反政策，存在著個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等復雜問題。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后不久，以王首道、張啟龍、袁德生等為核心的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成立，這段后來被稱為舊省委的時期。雖然舊省委執行的是臨時中央制訂的“左”的政策，但臨時中央到蘇區后，依然以“右傾機會主義動搖”的罪名，撤銷了王首道的省委書記職務，並打擊了張啟龍、袁德生等省委領導。1933年6月，任弼時到湘贛后成立了新的省委。這時，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形態已經完備，“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舊省委自然表現要更‘左’”，但仍無法滿足臨時中央的“左”傾要求，任弼時領導的新省委仍被批評“還有右傾機會主義”。
由於處於戰爭時期，湘贛蘇區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延安整風的后期。延安整風的最后階段，黨中央認為有必要對各個蘇區的歷史作出結論。作為中央黨的歷史問題准備委員會召集人，任弼時也表示有必要對湘贛蘇區的這段歷史給予評價。正是因為如此，任弼時以當年湘贛新省委書記、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參加了湘贛工作座談會，他的發言也被認為是這次會議的總結發言。
在發言中，任弼時開宗明義提出：“現在我們來檢討歷史問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從各種不同的歷史情況出發，了解歷史問題，檢討自己的錯誤。”作為當時湘贛新省委的書記，任弼時對自己在湘贛省委時期，由於認識上的失誤，曾經執行了某些“左”的錯誤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作了嚴格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他表示在他擔任湘贛省委書記這一段工作中，還是有許多缺點錯誤的，執行的路線還是臨時中央的更“左”的路線，在土地、軍事、肅反等問題上是“左”的。他說：“今天看來，改組省委是錯誤的。反對王首道等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也是錯誤的。對張啟龍以及甘泗淇這些同志的打擊都是不對的。這責任不在同志們，責任主要由我來負。”他對張啟龍表示：“我在湘贛也批過你，省委還把你的黨籍搞掉了，這都是錯的，責任在我。現在我向你道歉！”
作為這次會議的實際主持人，任弼時客觀、坦誠的分析和總結，勇於承擔責任的精神，使原來湘贛省委的干部統一了認識，分清了是非，能夠心情愉快地奔赴各自的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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