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紫
執政為公，嚴以律己
作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任弼時的黨性做到幾乎完美無缺。這從體現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精神風貌的、他一直恪守的人生訓條“ 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煩人，三怕多用錢”上即可略見一斑。這“三怕”其實貫穿著一條紅線——心裡隻裝著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一心為革命、為人民艱苦奮斗。總之他處處嚴格要求自己，為我們樹立了無私奉獻、忘我工作的典范。
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經濟最困難的時候，黨中央和毛澤東號召邊區的黨政軍民投入大生產運動。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任弼時帶頭執行黨中央的決議和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帶領機關干部在住地附近開墾出一大片荒地，種上了瓜果蔬菜。邊區軍民穿衣用布也十分困難，黨中央號召邊區男女干部、戰士都來紡紗織布，解決穿衣問題。為了帶動邊區的紡織運動，體弱多病的任弼時還以身作則積極投身於紡紗活動，並向三五九旅王震旅長要了一部紡車。他在工作之余，以堅韌不拔的毅力，操起紡車學紡棉紗。他就像村婦一樣盤腿而坐練習紡線，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一次又一次的累得直不起腰。功夫不負苦心人，他的成績提高很快，終於紡出了一手好紗。1943 年3 月，在參加中央機關在楊家嶺舉行的一次軍民紡線比賽中，任弼時所紡的紗被評為第一，博得全場喝彩。這特殊的“第一”，想來令人不禁油然而生無限敬意。
在中央蘇區，任弼時和戰士們一起上山挖野菜，過一樣艱苦的生活﹔在長征途中，任弼時拖著重病而虛弱的身軀，吃力地扶杖前進，有擔架也不坐﹔在轉戰陝北中，任弼時多次摔倒在地上，他爬起來，不讓人攙扶，一直走到目的地。建國后，任弼時在30 年代所用的一條毯子還在用著，這是組織上發給他的戰利品﹔他愛人陳琮英用自己的毛圍巾為他改織的毛衣，穿了10 多年，早破爛不堪，他照樣穿著。黨中央從西柏坡遷到北平時，有關部門建議給書記處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穿著參加入城閱兵式。經請示任弼時，他不同意，說：“我們是穿著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著這身衣服進北平。”進城后，他制止了工作人員想將他的舊被子、舊衣服換掉的做法，並誠懇地對工作人員說：“你們不要以為現在進城了，應該闊氣一些了，這樣想就不對了，不能忘記目前我們國家和人民還有困難，什麼東西也不准給我領，那些被褥和衣服補一補還可以用嘛。”他特別注意節約用電，時常告訴孩子們和工作人員，“人走燈滅”，並在每個房間電燈開關處寫上“人走燈滅”的字樣以提醒大家。
公家配發的東西，任弼時總要問是不是按制度發的，如果發現是身邊同志特別要求的，就讓退回，並耐心地說：“凡事不能超出組織規定的制度，絲毫不能搞特殊。目前國家還很窮，困難很多，我們辦每件事都要想著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直到逝世時他依然用的是那些陳舊的衣物。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任弼時與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轉戰陝北，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8月20日，西北野戰軍在沙家店一舉殲敵6000余人。這一勝利徹底扭轉了西北戰局。23日，西北野戰軍召開旅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趕到會場，表示祝賀。
沙家店戰役的勝利使中央縱隊的處境大為改善，部隊士氣旺盛，情緒高漲。但最棘手的問題卻依然存在，那就是缺少糧食，飢餓困擾著每一個人。毛澤東、任弼時等也和當地農民一樣，只是吃米糠、秕谷合在一起再加幾把黑豆熬成的“錢錢飯”。警衛戰士每人每天隻有半斤黑豆，哪裡夠吃？何況，大都是20歲上下的年輕小伙。為了維持生計，前線司令部下令殺馬吃肉。
自從允許殺馬充飢后，中央縱隊的戰士在戰場附近揀回兩匹受傷的騾馬，並宰殺了。在梁家岔住了4天之后，部隊又出發了，戰士的干糧袋，增加了新的內容，鼓鼓囊囊起來。
任弼時發現這種變化，馬上找到手槍連連長高富有，問：“你們手槍連有沒有揀回馬來？”高富有回答：“有。都是沒有人要的，本來想送回去，可也不方便，喂養吧，也沒有飼草，沒的辦法，就殺了一匹。”
任弼時認真地追問著：“吃了沒有？”高富有如實地回答說：“吃了一些，還剩下一些。”
任弼時嚴肅地說：“這樣做是不行的，一切繳獲要歸公嘛。戰場上的任何物品，任何東西，都不能變成個人的，也不能變成小單位的。你們的口糧是少了點，不過，平均起來每人也有半斤，比前方還是強多了。”
聽到任弼時的批評，高富有感到很慚愧，同時受到巨大的震動。他與同志們一合計，大家一致同意，把那匹沒有宰掉的受傷馬和那些還沒有吃掉的馬肉一起送了回去。
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任弼時，自然更加珍愛黨的名聲和關心黨的持續健康發展問題。
1949年3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革命勝利后“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任弼時也在認真思考著這個問題，他特別強調要加強黨的建設，並嚴正指出：“這種情形是存在的，將來更可能發展。忙於各種經濟建設和行政事務，放鬆了黨的建設，忘掉了黨務工作，那是很危險的。”
1949年4月，任弼時在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進一步指出：“一個革命的政黨，如果隻會破壞舊的，而不會建設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設起新的，確實使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比以前在舊社會裡要過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會由不滿而反對它的，而它終於要走向失敗。”因此，在全國勝利以后，還必須同過去一樣保持艱苦奮斗、勤儉朴素的作風，要准備節省每一個銅板去為新社會經濟的建設而積累一份力量。他語重心長地說：“一切以為革命勝利了，可以安閑起來，或者以為已經艱苦奮斗了幾十年，已經為人民盡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現在可以享受一下了，這些想法應當認為都是不健康的。”
1949 年，斯大林送來幾輛新小轎車，行政部門分給任弼時一輛，他對身邊的公務人員說：“不要去領，我那輛舊的還可以坐。”
剛進北京城時，后勤部門為任弼時的住房修窗戶花了點錢，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著覺。他認為，在國家大業初創、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一分錢也不應多花。他的住房面臨大街，辦公室離馬路隻有二三米遠，很不安靜。有關部門為照顧他的工作和休息，准備讓他搬到另一個住處，他說：“那房子住著一個機關，而我是一個人，怎麼能為我一個人牽動一個機關呢？當干部的一絲一毫也不能特殊。”后來，組織上准備給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絕了。他說：“現在國民經濟正處在恢復時期，還是把錢用到工業建設上去吧。”直到逝世他始終住著原來的房子。
任弼時對自己嚴格要求，對親屬的要求也很嚴格。他從未利用手中的權力為子女和親屬謀取半點私利，也不允許他們搞特殊。他經常詢問夫人陳琮英菜金有沒有超過標准，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領的。孩子們的衣服破了，他讓陳琮英把大人的破舊衣服改做給他們穿。孩子們回家，就讓他們到大灶去吃飯，處處注意不使他們有特殊感。他常對孩子們說：“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負人民對你們的希望，將來一定要為人民做事。”新中國剛誕生時，他的妹妹從湖南到北京看他。臨走時，想請他給湖南省委寫封信，替她丈夫安排個工作，任弼時認為這樣做不符合組織原則，信沒有寫，還做妹妹的思想工作，終於說服了妹妹。
經歷了大革命失敗后的白色恐怖、長征、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艱苦的環境和緊張的戰斗生活，影響了任弼時的健康，但他始終抱病堅持繁重的工作。當他病情加重時，同志們勸他休息，他卻說：“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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