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艾尼
杏林村勸降
1946年初，牡丹江軍區二團剛剛組建，接受的第一戰斗任務是剿匪。
清末以后，東北的土匪活動日益猖獗。時值中國最苦難、動蕩的亂世，東北物產富饒，卻又地廣人稀、“天高皇帝遠”，成了土匪滋生的“良好土壤”。最“成功”的土匪要數“東北王”張作霖，他從土匪起家，發展成了割據一方的奉系軍閥。而那些小則三五人、多至數千人的“綹子”，在東北更是多如牛毛。“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偽滿統治時期，東北土匪更加泛濫。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統治集團為搶在共產黨之前控制東北，在主力部隊到達東北前，派遣了大批特務進入東北各地，拉攏各種幫會土匪，封官許願。這就是《林海雪原》中“特派員”的由來。
這些特派員收編各地土匪、偽滿殘余，組成所謂的“地下軍”、“先遣軍”、“忠義救國軍”等。一時間，東北土匪勢力急劇膨脹。據不完全統計，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在東北組織的匪偽系統就有16個，委任給土匪頭目32個“總司令”“總指揮”、33個“軍長”、一百多個“師長”，土匪總人數大約25萬人之眾。
東北戰場是解放戰爭的重中之重，解放軍要和數十萬國民黨軍進行戰略決戰，剿匪則是這場大決戰的“第二戰場”。
1946年3月，牡丹江軍區二團開始了牡丹江北部地區的剿匪戰役，杏林村之戰是整個作戰行動中最大的一次戰斗。正是在這次戰斗中，楊子榮初露鋒芒，孤身進入匪巢，勸降400土匪，由此開啟了偵察英雄的傳奇。
杏林村勸降是楊子榮著名的傳奇事跡之一，知名度僅次於“智取威虎山”，在小說《林海雪原》和同名電影中都有所體現。流傳於世的故事也是在小說和電影的基礎上再加工的版本。真實歷史上楊子榮杏林村勸降的故事與小說電影中相去甚遠。
很多媒體在重現這段故事時，都把楊子榮所在的班寫成“突擊班”，沖在第一線。“楊子榮參加杏林村戰斗時還是個炊事員呢，不可能沖在第一線。”鄒延林說。他走訪過數位杏林村之戰的參與者，還原出杏林村勸降的歷史原貌。
杏林村是現在牡丹江市陽明區五林鎮下屬的一個行政村。1946年的時候，這個村子被一股號稱“36團”的土匪佔據著，本村人不剩幾個，土匪倒有四百之眾。
所謂“36團”自然是國民黨封的，三股土匪被拉攏到這個團中，匪首論資排輩，分別當上了“團長”、“副團長”、“參謀長”。“團長”張德振在日偽時期曾投靠東北四大匪首中的兩個——謝文華和李華堂，由此拉起了自己的匪幫﹔“副團長”李開江是張作霖時代舊軍官﹔“參謀長”高永安曾是偽滿警察的線人、打手，最為凶暴。
這伙土匪在杏林村周圍壘了兩米多高的土圍子，村四角建了炮樓，圍子外面挖有三四米寬的壕溝，壕溝外面的道路上還設置了路障，生生把杏林村改造成了一座易守難攻的堡壘，企圖長期固守。
二團的進攻從3月23日早晨開始，動用了火炮掩護，但是直到中午，部隊幾次沖鋒都沒能沖進村子。這伙土匪人多勢眾，而且手裡有日本投降后遺留的大量重型武器，給二團造成了很大傷亡。
如果繼續強攻，二團也可以打下杏林村，但必是一場血戰。這時，牡丹江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王希克提出了勸降土匪，避免更多犧牲。
王希克和杏林村的守敵頭目張德振、李開江認識。我軍部隊出關剛到牡丹江地區時，這兩個人曾表達了投誠之意，王希克與他們多有接觸。但是土匪沒有什麼信用，國民黨“特派員”那邊官銜一許，他們“有奶便是娘”，馬上轉向。現在他們被二團圍成瓮中之鱉，王希克准備寫信曉以利害，讓他們投降。
坐鎮指揮戰斗的牡丹江軍區司令員李荊璞也覺得可行：“可以試試看，反正他也跑不了，不投降再打也不遲。”但是李荊璞也提了個顧慮：“只是沒人敢去送信。”
俗話說“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可是這話對土匪沒什麼作用。他們沒有規矩，從來都是心狠手辣。雙方已經刀刀見血地打了半天，互有死傷。這時候去匪巢送信，誰也不知道土匪會干出什麼事來。
王希克把信寫好，交給了二團副政委，也就是后來《林海雪原》小說的創作者曲波，讓他找人送信。
七連離曲波最近，連長巒紹家接過信沖全連喊：“誰敢給敵人送信去，站出來！”
話音未落，炊事班的楊子榮應聲而出：“我敢去！”
這是曲波第一次認識楊子榮。那時曲波年僅22歲，卻已經是團副政委了。部隊組建不久，一個團有上千人，曲波很難注意到一個普通的炊事員。而在此后的一年中，這個炊事員成了他最親密的戰友。
楊子榮揣好信，在槍刺刀上挑著一條白毛巾，一路晃著直奔杏林村走去。臨走前，曲波又拉著楊子榮叮囑了一句：“要大膽、謹慎。”
曲波后來回憶：“讓楊子榮送信時在槍刺刀上挑著白布，是我的主意，結果戰場上沒有找到白布，隻好找了一條白毛巾。”
白毛巾是沒有敵意的表示，曲波並不知道土匪能不能明白——即使他們明白，也不敢保証他們不把楊子榮當成一個可以輕易射殺的目標。曲波又讓七連長安排一挺機槍，跟著楊子榮到最前沿的掩體，槍口始終對著杏林村。
機槍最終沒有用上。楊子榮進村不久后，就領著幾個匪首出來繳槍投降了。
楊子榮在杏林村中自然與眾匪首有一番對話，很多文藝作品對此都有刻畫，但這些對話的細節已不可考。但僅就送信入匪巢這一點，楊子榮就已經在部隊中得了“孤膽英雄”的稱號。此戰之后，他被授予特等功，從炊事班調入了團偵察排，改當偵察兵。
鄒延林整理的資料顯示，楊子榮所在的偵察排活動范圍很大，西到臨近哈爾濱的尚志、東到邊境綏芬河，方圓300多公裡。他們經常喬裝改扮，與土匪打交道，或與土匪周邊人員接觸，偵察匪情、剿滅土匪。他們是一支結合偵察兵、特種部隊、警察為一體的武裝。
“座山雕”其人
1947年春節后的一天，海林模范村農會主席賈潤福拿著一封信，神色緊張地來到縣委大院，把信交給了縣長劉希文。
這是一封土匪索要“給養”的恐嚇信。信中要求必須在3日內送20件棉衣、10袋白面到胡家窩棚，否則就要了賈潤福的腦袋。
恐嚇信很快轉交到牡丹江軍區。曲波找來楊子榮，一起分析這封恐嚇信。
恐嚇信是土匪慣用的手段，相對於明火執仗地打家劫舍或者綁票勒索，這樣以口頭威脅勒索財物更簡單省力，幾乎就是空手套白狼。但是口頭威脅的恐嚇作用畢竟不一定能起作用。採用這種方式勒索財物的，多為兩種土匪，要麼是剛入行的新手，唬住一個算一個﹔要麼是有名有號的巨匪，僅憑名頭就能迫人就范。
這封恐嚇信沒有署名，似乎土匪的名頭不夠“響亮”。若說是小土匪所為，剿匪斗爭已經持續了一年，大小匪幫接連被剿滅，小土匪敢“頂風作案”的可能性更小。
從索要的東西數量來看，土匪人數不會太多，從指定送東西的位置來看，土匪老窩也不會太遠，應該就在海林北部山區。
楊子榮當即作出了判斷，這伙土匪很可能就是在海林鼎鼎大名的“座山雕”一伙。
因為《林海雪原》及后續文藝作品的影響力，“座山雕”算得上中國名頭最“響亮”的土匪。在小說中，他率眾佔據威虎山，手下“八大金剛”，是東北地區勢力最大的匪幫之一。而電影《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更是擁有飛機坦克這樣的重型武器裝備。
鄒延林說：“這實在是一種藝術夸張。當時東北的土匪確實有大量武器裝備，但是飛機坦克絕不是土匪能夠搞到的。即便能搞到，他們也不會用。”
曲波在創作《林海雪原》時，把“座山雕”這個真實的匪號寫進了作品。和楊子榮一樣，“座山雕”也有兩個，一個是文藝作品中的大反派，一個在現實中確有其人。
小說中“座山雕”的原型是誰，說法不一，有兩個匪首最常被認作“座山雕”，一個叫謝文東，一個叫張雨新。
鄒延林介紹，合江和牡丹江地區是當年東北匪患的重災區，有號稱“四大旗杆”的四大匪幫，土匪人數都在千人以上，總人數過萬。謝文東和張雨新都在“四大旗杆”之列。
歷史上真實的謝文東曾在“九一八”后率眾抗日，后加入東北抗聯，擔任抗聯第八軍軍長，在對日寇的討伐中叛變投敵。日本投降后，謝文東趁著亂世拉起土匪武裝，總人數近4000人，是北滿地區最大的土匪隊伍。
不過，謝文東並非“座山雕”原型，他同樣出現在小說《林海雪原》中，頭銜“中央先遣軍濱綏圖佳保安總司令”，是“座山雕”的頂頭上司。
張雨新，綽號張黑子。日本投降后，他被國民黨任命為“第十五集團軍先遣軍中將軍長”。小說中的“座山雕”確實有幾分張雨新的影子。
張雨新的“先遣軍”實力強大，甚至還裝備了大炮，佔據著一個建有完整工事的土圍子。這與小說中“座山雕”所部佔據威虎山，擁有完整工事的情況類似。為剿滅這股土匪，剿匪部隊從東北航校找來兩架飛機進行了轟炸。
在真實歷史上，“四大旗杆”都先於“座山雕”被剿滅。1946年11月20日，謝文東被生擒並在公審大會后處決﹔11月下旬和12月中旬，張雨新和李華堂也分別被擒獲。轉年1月，孫榮永匪幫被殲滅。
真實的“座山雕”，本名張樂山。他和楊子榮其實是山東老鄉，原籍昌濰縣，也是“闖關東”到東北，不過比楊子榮早了四十多年。曲波在小說中塑造的“座山雕”人物形象，取材於張樂山的元素很多。比如小說中的“座山雕”姓崔，人稱“崔三爺”，而張樂山一家三代為匪，他又排行老三，同樣有“三爺”之稱。
不過，張樂山匪幫的規模比之小說中的“座山雕”要差得遠，匪眾最多時上百，少時僅有幾人。張樂山的匪巢也不是威虎山，而是海林北部深山裡的幾個草窩棚。
張樂山雖然不是巨匪，卻是個慣匪、頑匪。他15歲進山當土匪，18歲當上匪首，為匪數十年，經歷過清軍、張作霖的奉軍、偽滿軍隊、日本關東軍的圍剿，一直在海林屹立不倒，因而得了“座山雕”的名號。匪幫並不大的張樂山，卻是土匪中很有影響力的一號人物。日本投降后，張樂山接受了國民黨的委任，當上了“國民黨東北先遣軍第二縱隊第二支隊司令”。
“座山雕”匪幫出沒於山林，時常流竄出來殺害共產黨干部，搶奪百姓，無惡不作。這次又下山來勒索村民百姓，牡丹江軍區下決心徹底清除這個匪幫。
其實“座山雕”早就是剿匪部隊的重點目標，但是他老奸巨猾，又極為熟悉海林深山。“‘座山雕’老巢就在海林北部深山，但就是找不到。二團曾經用一個營進山搜索了一個多月，也未見其蹤影。”鄒延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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