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奕
遷居長駐，尋求“一樓之中的自由”
宋慶齡在重慶會見史迪威（資料圖）
1941年12月10日，是宋慶齡第二次到重慶的日子。
此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剛3天，香港卻已處於淪陷的前夜。九龍被轟炸當天，明知自己已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單，宋慶齡卻處變不驚，在接到保盟工作人員貝特蘭費盡周折打來的電話后，即向其口述了一份聲明，並於次日在香港英文版的《南華早報》上發表。在此聲明中，宋慶齡滿懷憤怒地控訴了日軍來自空中的大屠殺，呼吁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相互援助，與法西斯進行殊死戰斗，直到奪取全面勝利。離港前她還表示，不論發生什麼情況，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一定要繼續下去”。
來到重慶后，宋慶齡再次住進范庄。12月14日，她懷著對日本侵略者的仇恨應邀出席了“陪都各屆反侵略互援大會”，且向媒體表達了她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政府迅即“向日、德、意侵略國正式宣戰，甚感欣慰”的心情。
早在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之時，國共兩黨政治與軍事矛盾加劇，這也導致宋氏姊妹間相處出現困局，宋慶齡時常處於因親情與政治沖突的痛苦掙扎中。當時，宋慶齡被皖南慘案所震驚，為配合中共中央和中共南方局發動的政治軍事反擊，她迅即聯合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陳友仁等人致函、致電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強烈譴責其背信棄義之行徑，要求撤銷剿共部署，保障各種抗日黨派的合法權益。與此同時，她又通過保盟機關刊物《新聞通訊》連續發表文章，以大量篇幅向全世界揭露皖南事變真相，嚴厲斥責蔣介石等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各種行為，要求其“必須絕對停止以武力攻擊共產黨，必須停止彈壓共產黨的行動”，並同時報道了中共提出的12條解決辦法。宋慶齡此舉極好地配合了中共在政治上的反擊，使國民黨頑固派在國際國內陷入被動境地。
但此舉無疑得罪了蔣介石，之后宋子文也迫於壓力提出辭去保盟會長一職，這讓宋慶齡與保盟一度極為被動，進而導致她與手足間分歧的擴大。雖然，在生活方面他們仍互相關心幫助，但在政治上卻漸行漸遠。因此，居於大姐家的宋慶齡漸漸地感受到出入不方便，通訊不自由，工作無人手，且消息被封鎖，行動受監視的反常情形。無奈之下，她有了另尋新址居住的打算。宋慶齡的困境引起了中共南方局的關注，周恩來在發給毛澤東和中央《關於對反共高潮的估計》的電文中就曾提到：“孫夫人住孔家不僅不能見客，連其住屋內都借口房子不夠有人同住監視，每每群眾集會，故意推夫人為主席團，但不通知本人，企圖使群眾失望。”由此可見當時宋慶齡執意搬家背后的真實情形。
3月中下旬，宋子文通過努力，為宋慶齡爭取到外交部租用的一處新建樓房（今渝中區兩路口新村3號），使之總算有了“一樓之中的自由”。此后，這處環境優雅的西洋式庭院，不僅成為宋慶齡的日常生活、會客接待之所在，也成為保衛中國同盟中央的實際辦公地。
當年，宋慶齡作為孫中山的遺孀，既在國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也在國際社會有廣泛影響。然而，當她公開揭露和反對蔣介石政權的獨裁、內戰政策時，其政治活動空間必然會遭受阻礙和壓制。她在重慶的4年裡，來自國民黨當局的冷遇、刁難和監視一直不曾停歇，日常活動無時無刻不在別人的監視下，一舉一動都被列入《情報輯要》送至蔣介石過目。1944年2月14日，美國外交官謝偉思在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曾這樣描述：“美國一些救濟團體邀請孫夫人訪美，蔣介石不予批准。”“我不能不得出這種印象：孫夫人目前的處境非常艱難，她比以前更像一個囚犯。”美國史學家費正清在其回憶錄中也曾記述，當年宋慶齡受到國民黨諸多限制，“甚至她想離開重慶到中國別處去換換空氣也不行，更不用說到國外去了”。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嚇倒宋慶齡。面對十分艱難、復雜和險惡的環境，她善於以“花朵”般的溫婉美麗團結友人，以“雄獅”般的剛毅堅忍反擊敵手，並能敏銳洞悉和抓住各種機會，巧妙營造與運用各種條件，最大限度地爭取社會各界和國際社會的同情支持，卓有成效地開展多方面工作，竭力突破國民黨予以的種種刁難和限制，從而為維護國共合作大局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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